首页 -> 2007年第5期

今夏文事拍案惊奇

作者:李林荣




  这边有人在撒娇
  
  每年七八月,天热人乏。学生放假,老师避暑。天南地北的文山会海也多半暂时偃旗息鼓。文坛学界一时归于相对的清净安闲,只待秋风起时再兴风作雨,另开话语盛宴的流水席。
  但今年似与往年不同,七八月间的文界却忽生超级热门议题,聚讼之处,尽是衮衮名流。所为者,却只是一家刊物更换执行主编这么一件事。——至少,从如我这等小知识分子或非知识分子的拙眼看来,这是件小事,因为这里面起码不会涉及到谁下岗、谁丢饭碗的问题,也不涉及谁的名誉和声望受任何损害的问题。如果非说涉及的话,倒是这么一嚷嚷,很可能嚷的和被嚷的人,在个人的媒体曝光度和社会知名度上,都还得往上涨几分。
  也许怪只怪自己既不在具体是非中心,也不靠近学术高端中心,所以活该想不明白:到底人家那些人为这点事,有什么必要那么义正词严、玄而又玄地搞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舆论大战?
  另外,这场论战中有一种声音格外尖锐,说该刊这些年的一大毛病,是登的文章叫人看不懂。听来也实在可怪。虽自知不是高等知识分子,但老实说,这几年我也没少从单位资料室悄没声儿、不自觉地往家借阅这本杂志。每一期都不敢说把每篇文章都百分之百看懂了,但要说都看不懂或者大多数看不懂,那也不是事实。我相信,说该刊看不懂的人,都远比我会读书,由此推知,他们这么说大概主要是为了表示一种否定和蔑视,连根拔起的否定和蔑视。被这么否定和蔑视了的一方,自然也憋气难忍,不甘沉默,当事人正言相向而外,冷的、热的,明的、暗的,曲的、直的,各种腔调的从旁辩白和反击,顿呈风起云涌之势。
  看看卷在这场漩涡里的人,在时下的学界文坛个个都那么大的腕儿,谱儿一个赛一个地高,所以,大概一时半会儿也找不着哪位范儿更足的人,可以来给他们当拉架的裁判。但我又总觉得,这些位大概一点都不会为此而难过。用俗人俗事的道理来讲,就是:撒娇治气,两头抬杠,就算刻意撕扯,掐扒到街门外、大道上,终究也只为闹腾一通,露个脸就完,根本也不指着什么是非评判的公断。
  至于裹挟在这场笔墨官司里的所谓派别之争,一边叫“新左派”,一边叫“自由主义”。论名头,这早都不够新鲜,掐指一数,自这两条阵线最初举起竿子、扯出旗的那场关于“思想状况和现代化问题”的论战发生,至今少说已近整十年。论内容,这两彪人马之间撕来拽去的,也无非是攒在象牙塔尖上的几笔陈年的名利旧账,和同样以冲着中国说外国、冲着外国说中国的两坨概念、逻辑全乱套的毛线团。
  里里外外就这么一嚷嚷,两相斗嘴的结果,虽然往坏了说,应当还不至于超出四十年前用公愤掩盖和夹带私仇的那路“派战”的圈儿;但往好了说,大概也没什么指望能激发出大家理想中的那种和而不同、多元共存的美好氛围。因而,在局外人看起来,眼下这场口水、墨水之战,非要以“派”张目,除了为占住个调门儿好开腔,踩住个坑儿好发力的作用之外,实在也没什么旁的实际意义。
  从小知识分子和老百姓的浅见出发,略感遗憾的仅有一点:撒这种档次的娇,以那么大牌的身份,使那么大的狠劲,可惜也。
  
  那边名家受牵累
  
  六月到八月,接连有两波跟“文学奖”有关的舆论热潮,波浪相继地滚到了社会传媒前沿。卷在热潮中心的,是当今两位实力派作家,前一位是以《古船》扬大名的山东作协张炜主席,后一位是因《白鹿原》而享盛誉的陕西作协陈忠实主席。前一潮头由一纸海外寄来的奖状激起,主题在于“领奖”;后一潮头从一场商业运作的征稿活动中涌出,主题在于“颁奖”。
  据报道称,一领奖、一颁奖的这两位主角,在不同的事由中同样都沾上了“行骗”的嫌疑,但在涉事之初,两位的心态本来都还很轻松,以为自己面对的是好事。奖状还没到手,但已获知自己得奖的张炜先生,在接受一家消息特灵通的报纸的专访时,在谈吐的方式和内容上,都明显保持了矜持与谦逊的礼仪风格。而应邀于百忙之中奔那个颁奖典礼去露面、致词的陈忠实先生,原本还以为这会上聚了一帮新生代先锋派作家,自己到这儿正好给他们助个兴、鼓把劲。然而,一个轻松的开端,之后导出的却是一串拖泥带水的舆论闹剧。别说身陷其间的局中人,就连置身事外、借着媒体看个热闹的一般社会受众,到后来也不免要被这场舆论闹剧中的种种细节弄得没了兴致。
  张炜先生得奖的事,现在总算已通过主流媒体,做了全面细致的澄清。基本结论是:第一,张先生的确得了美国的一个奖,那一纸凭据上的字样和格式也的确应理解成奖状;第二,该奖状的内容确实是在褒扬张先生的文学成就,颁奖的组织也确实存在,虽非文学专业机构,但给作家发个奖也在人家的职责范围之内;第三,尽管这个奖是因一个人的建议而产生,但提建议的这个人对我们中国文学,特别是张炜的创作不是外行而是内行,德高望重,是位真正的文学研究专家。
  而陈忠实先生颁奖的事,因乍一上来就被海内外不少媒体标称为中国文坛年度“骗案”,听来气氛严峻得多。陈先生本人一时也被逼得够戗,冲着记者发了脾气,还下了愿“割头”以示清白的毒誓。或许是情急起誓的效果,随后,媒体上也总算有了出主意息事宁人的新论调,平心静气而又语重心长,建议陈先生去打官司,以司法程序来还自己清白。
  留给整个文坛和文坛中人,以及坛外众看客的,只是一条教训:名家虽为个人,其名却为公有;既然为公所有,难免为公所用;一旦为公所用,名家即不自由。对此,覆辙在前,无论名家与庸众,都应慎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