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我不喜欢当作家的编辑
作者：方英文
写作和编辑，在本质上是两回事，一如厨师和美食家的不同。能出色地集写作编辑于一身的全才，肯定是有的，但也肯定是不多的。编辑的根本能耐是鉴赏与开窍。真正的编辑就好比真正懂戏的人看戏，我虽然不能在台子上舞枪弄棒，但我能看出你的枪棒舞弄得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而一个半吊子演员看戏，那他的感觉就有些古怪了。他固然也能看出一些别样的门道，但总体而言属于歪门邪道，所提意见也势必让人稀里糊涂匪夷所思。这其中存在一个连他自己也未必清楚的奥秘。半吊子演员，首先在心理上自认为是个正宗演员，甚至是个大演员呢。有了这么一个前提，他先就难以超越同行相轻的惯势——你这算什么玩意呀！其次，他由于业已认为自己是个大演员，那么一个大演员肯定就是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这个独特的艺术世界一定具有不容质疑的排他性。一切不吻合这个艺术世界的东西，将肯定被视为平庸与垃圾。半吊子演员看戏后的鉴赏，一般不可能顾及具体作品与具体演员，只是瞎嚷嚷怎么能这样呢？我不舒服！照说两个不同的艺术世界水火不容，乃是常态，那就让这个常态存在下去也罢。问题在于，我们最好不要按照半吊子演员的意见改戏。
二十年前吧，我给一家刊物投了一篇小说。眼看快三个月了，我以为没戏了，结果戏来了。稿件退了回来，当然不算好戏。但是拆开信封，发现好戏开始了。原来是编辑夹了一封信，要求我修改稿子。信尾的署名，尤其让我兴奋——是个正红火的青年作家！这个作家虽然与我年龄相当，但人家占据山头地利，可以生杀别人的作品，咱得乖一点才算明智。
于是我认真研读他的信。可是研读了五遍仍不得要领。那是一家颇有名气的刊物，为名刊物修改稿子终归是件体面的事。得认真对待。所以我摆了一桌酒菜，请来文友们，炫耀之余，再集体会诊。可不是让你们来白吃喝的，一一斟满酒后，我说。我将作品原稿给大家朗读了一遍。大家说不错嘛好嘛。我说众爱卿的话固然中听，但是没用，因为众爱卿不能决定这个作品的问世与否。
接着传阅编辑来信，希望大家帮我分析：编辑的信究竟是什么意思？我究竟如何修改？可是大家传阅来传阅去，居然除了结尾的那句“请改后寄回”外，其余全然不懂。看官也帮帮忙吧：“意境相悖”；“人物的内宇宙不能使审美客体以穿透力”；“风格缺乏哲学上的同构”；“时空嫁接欠逻辑”；“语言要有三维张力”……等等，什么意思？大家经过反复琢磨，最后认为“精致的规模是艺术的最高风范”这句话，属于关键词，那就是：这位编辑作家，或者作家编辑，嫌我作品的篇幅长了。于是我熬了一个通宵，一字一字地拿捏锻打，终将一篇不足五千字的小说，精炼成三千字。
稿件发走后，我便开始耐心等待。估计作品发表出来，最快也要四个月后。这是一段漫长的光阴，得有事可做。我泡在图书馆里，翻阅所有的文学期刊，包括已下架的旧杂志，目的是寻找我这位责任编辑的名字，不，寻找这位作家的作品。我将搜罗到的刊物借出来，带回宿舍，认真研读。我当时比较纳闷，这个作家的作品并没有什么杰出的地方呀，无非是拿民间传说的结构套写当下的男女关系嘛。不，肯定是我错了！如果他不杰出，怎么有那么多的杂志发表他呢？那就读第二遍第三遍吧，读卡夫卡一开始不也如此嘛。我还做了不少卡片，打算就这位作家写个论文。老实讲，我大学毕业论文写的是莫泊桑与契诃夫之比较，还没下过如此猛的功夫呢。当然，我这个论文也不是为了发表，我只是要寄给我的责任编辑他，博他一个高兴。他编发我的作品，我能表示什么呢？最好就是写篇关于他的论文，分析他讴歌他，让他高一个大大的兴。世间最贵重的礼物，无论什么玩意儿，目的无非让受礼人高兴。
然而将近三个月时间，稿子被退回来了！但是稿子并未被判死刑，仍然夹了一封让我修改的信。没办法，只好再研究、再修改。不能再宴请朋友帮忙了，丢人哪。反复揣摩编辑的意见，断定他认为我将作品压缩得过分了。这个意见我是佩服的，因为我没有成名，所以我的短篇小说总是控制在五千字以内；等成名后，咱再汤汤水水想多长就多长要多短就多短，不迟嘛。问题在于成名前的事情比较难办。而我这个小说呢，原稿也才五千字。实际上当初写时，我觉得万字左右才能酣畅淋漓。万字，那得多大版面？一边去吧。所以我开始的草稿只写了七千字，冷冻一段时间后，修改宪法似的，整成五千字完事。现在编辑让我压缩，压缩成三千字编辑又认为压过了！怎么办？取个中庸之法吧，干脆弄成六千字。
稿子悄悄寄走了，没好意思声张。当时的杂志有个统一规矩：三个月不见消息，作者可另行处理。许多杂志至今依旧沿袭此规矩。我前面已经说过，等待好消息是非常难捱的。我继续阅读我的这位编辑作家的作品，虽然感觉上每况愈下。眼看要满三个月、我可以另为作品寻出路的时候，稿子偏偏又被退了回来，编辑又让我修改！我想时间既已耽误，既已选择了这棵树，那很可能是注定了要在这棵树上吊死。只好修改呗。说实话反复修改作品，大概比金婚夫妻行房事好不到哪去。我只好在动笔前，竭力幻想作品发表后，可能带给我的名声，诸如受邀笔会呀、大学报告呀、出国访问呀、处理大量读者——相当多的是女读者——来信呀。我必须预设种种“流金岁月”般的场景，否则不能催发我修改稿子的热情。当年的文学青年，规模相当于现今的网虫与股民，所以发表作品是极其困难的。我已开创了断断续续发表作品的局面，要倍加珍惜呢。我当时工作在群山环抱的小城里，压根儿黏糊不上编辑，因为你压根儿见不上编辑。在此背景下，一个有名的刊物让你修改稿子，责任编辑又是个正走红运的作家，你能轻易放弃么！
只是人的期盼值、人的受折磨度终究有个极限。当我第六次寄走修改稿子后，我彻底放松了——你爱发不发！我也不用撰写讨好我的责任编辑的论文了，一堆卡片扔进灶膛里。最后的修改稿被我挂号邮走后，心里的想法十分明确：再不用修改它了。三个月时间，你快点过去吧。三个月过去稿子退回，或者黄鹤飞走无消息，就意味着我得到彻底解脱。每天看一眼邮寄存根上的邮戳日期，终于熬过了三个月零七天（含邮路时间，不能授人以口实），稿子没有退回来。也没有“稿件采用通知单”——能接到来自编辑部的薄信封，那是当时最让文学青年激动不已的事件。哈哈，我解放了！
我翻出六次修改底稿，满肚子的憋气，看也懒看的——付之一炬省心。我把我最初的稿子拿出来，也不抱什么希望，胡乱塞进信封，糊了封口。也不贴邮票，就小小地剪掉一个信封角儿。当时的邮政局很风雅，为了支持文学事业，投稿是不用贴邮票的：要么剪个角儿，要么写上“稿件”二字，即可免费周游国中。后来取消了，只保留军人投的稿，盖个三角免费章发走。我从未享受过免费邮寄稿件，原因是我老感觉不掏钱寄稿可能不大顺畅，稿件很可能途中流亡。纵然混进编辑部，人家也会像衙门对待上访群众似的一撇了之……可是这个稿子，这个被反复蹂躏的，最开始外投的，如今让我懒得回顾半眼的第一稿，寄往哪儿呢？案头堆放着十几种杂志，最上面的是《春风》。
就发《春风》吧。
大概过去二十来天吧，一封来自《春风》编辑部的薄薄的信封，落到我的桌上。拆开一看，果然是“稿件采用通知单”！信的大意是：稿子不错，留用。拟发下期头条，特告。祝进步！署名：刘建新。这就是我那篇被某作家编辑、编辑作家反复要求修改，最终泥牛入海的短篇小说：《古老的小虫子》。小说发表后，隔了一期《小说选刊》转载了。该期选刊上，记得有个短篇叫《鲜血梅花》，出自后来名扬四方的余华之手。余华小我两岁，他除了天才是我的若干倍之外，估计他所碰到的编辑，更多的是欣赏他的真正的编辑家，而不是半吊子作家编辑不断地让他修改作品……说到这个折磨我的编辑作家，他自己后来也就那么回事，充其量与我半斤八两，犹如一只王八死咬住另一只王八的腿，双方都不得好活，只浪游在末流作家群里，捕点残羹剩汤。
新世纪的文学，无非三个浪潮，所谓“寻根文学”、“知青文学”、“先锋文学”。据说还有一个什么“后现代”，似乎像没够月份就出生的婴儿，靠人工呼吸或者打点滴，苟活一阵子终于不见了踪影。他娘的由于我在文学最吃香的年代发稿子始终不顺，三个浪潮我是一个也没赶上。赶上了浪潮的作家，不管相互认识与否，只要成名了，只要有某个权威评论家将他们划入某“派”了，他们也就结成同一个利益共同体，只要开谈文学，一准是派内的你吹我捧相互抚摸……所以后来，当文学黯然失色文学被经济大潮抛到爪洼国时，一向不高尚的我真是幸灾乐祸极了。这好比群众看见某个牛逼哄哄的官员忽然被“双规”了一样，你能阻拦他们拍手称快么！
奇怪得很，我后来投稿所碰到的编辑，只要退回来让我修改，一准是那种本身也搞创作的女士先生。我当然不上当了，只是换一个作品寄她或他，且一定附信说明：看上了用，看不上了退；不必苦口婆心。窃想：难道我还不清楚我自己写的什么货色，难道就凭你能把我辅导成大作家！结果可想而知，稿子常常不见了尸首。而发我作品的呢，多半是职业编辑，比如刘建新，以及许多让我感念永远的女士先生。
——刘建新后来又约发了我好几篇小说，还出面邀请著名评论家为我写了评论。这让我没齿难忘。刘建新的来信总是简单，除了告诉我作品要发表外，点评也就几个简单字：不错；还行；好，还能写得更好。有次他发来一信，说他将我作品里的一句话改了。可是第二天又来一信，说他晚上再看一遍时，发觉那句话还是不动的好。而我呢，几十年过去了，至今与他缘吝一面。听说他后来调到北京的《检察日报》了。如果有朝一日见到他，不用说，我肯定请他喝茅台酒、抽中华烟、吃鲍翅宴。如果他对小姐并不一概鄙视，那我就发动哥们，为他搜寻绝色，以表达我对他的感恩之情。
2007年7月12日 采南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