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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自卑与无耻
作者：李 更
2007年10月4日，30岁的湖北籍诗人余地在昆明自杀成功，留下一对不满3个月的双胞胎儿子。
实际上，中国的诗人们一直不甘于寂寞，他们不断地在作各种秀，其中，自杀是最流行的一种秀。他们想用这些秀来引起大家的注意，实在是因为现在的中国太忽视他们的存在了。
搞自杀的诗人虽然多，但是真正想死的诗人并不多，以自己肉身的灭失去达到自己诗名的永存，这样的投入和产出好像不成比例。当年海子自杀时，很多人、包括许多诗人都不理解，而其实他的死亡以及死亡的方式几乎成为他诗歌推广的广告。当时，不少人是不相信这样的广告会有多大的作用的。
但是海子果然一夜成名。不幸成为万幸，我们终于知道世界上有个叫海子的安徽人在写诗。
我们起码明白成名的方法还有这样的选择。
可是，他带的是什么样的头啊？
现在来评价，自杀难道是负责任的做法吗？客观上，余地抛弃了自己作为父亲的义务，对家庭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中国社会的不负责任。他在这方面没有给自己留任何余地，奇怪的是，这个本名叫余新进的诗人却为自己取了个余地的笔名。
当然，有人说他在现实世界中的苦境至少证明这个世界连他也是不负责任的。一个已经发表了大量诗歌的中国小文人，竟然没有生存的基本条件了，面对自己用血汗钱买下的几千本书籍，他应该清楚，读书在目前的中国还是不能当饭吃的。
多少年来，诗歌已经不是中国社会的现实，几乎没有一个诗人是靠诗歌生存的。在一个不可能产生诗歌巨人的社会，诗歌也不可能创造生产力，不能创造财富。非常遗憾地是，诗歌却在中国制造一些精神贵族。
有数据表明，在今天活着的诗人中，他们出版的诗集能够正常销售的不超出10个人。而在中国写诗并出版诗集的却数以万计。他们不得不拥挤在一起相互亲热、相互取暖。到处飞行集会，就是他们十分典型的表现。
诗人们喜欢扎堆，喜欢搞热情洋溢的大团结，同时，他们也最喜欢打群架。他们的内心，其实又是非常独立、非常自我的。他们喜欢开会很多时候不是为了帮助别人而是为了表扬自己。他们集中起来有时目的只是为了分裂。
在不被主流文坛认可的时间，他们努力表达自己，比如出诗刊，搞诗歌节，在各种场面攻击主流诗刊和代表主流的诗人。
私下里，他们一个比一个更想被主流招安，目的其实还是一个：尽量享受公共资源。
在绝大多数各种名目的诗歌节中，我们看到的是传销中老鼠会的盛况，消耗了大量的财政支出，有的地方在文化开支上已经捉襟见肘，还要风花雪月，结果是诗人们一次云游后，并没有为当地留下李杜诗篇，只是让国有资产找了个体面的流失渠道。
最近几年，为了让自己尽快文化起来，就像当年尽快让自己富裕起来，不少官员找到诗歌和书法这样的形式。
按照韩寒的说法，只要会按回车键，就可以当诗人了，在各种文体里，写诗是成本最低的文化。
以诗会友，也是官员们最亲民、最风雅的事情。
同时的草根诗人，倒霉如海子、余地等，却成为路旁冻骨。大部分诗人，准确地说，大部分写诗的人，活得都像下水道里的老鼠。他们的猥琐、他们的自卑，使他们成为社会的边缘。
同是湖北籍的一个书商，靠买卖，成为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后，开始圆自己诗人的梦想，上下使了不少银子，于是又是在主流诗歌刊物中奖，又是在著名出版社出诗集，一时间风光无限。至少，他开创了另外一种做诗人的行为艺术。
有自卑者，必有自大者。
自大到可笑地步也大有人在。比如把厕所里边的标语堂皇地引进诗句，把饭桌上的奚落卓越地填入词中，可歌可泣，至少也是当代打油嘛。偶尔为之，倒也罢了，居然以歪就歪，张扬开来。本来是网络一笑谈，偏就不知天高地厚。
以肉麻当有趣不打紧，关键是苦了本已是弱势群体的诗人们，本来国人就不待见我们，你那里还生生给人提供靶子。
所以最生气的，还是诗人自己。难怪中国诗歌上不去，不是产量上不去，是质量上不去，这不是粗制滥造的问题，也不是人皆可诗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单纯的网络热闹开博客拉看客的问题，这是我们诗歌界大是大非的问题。
严重败坏诗人形象的，既然是诗人自己，还有什么好说的。为了澄清是非，北京的一帮盲流诗人借这个由头又开了个朗诵会，为了捍卫自己的自卑和无耻，诗人们也拿不出什么来相互招待，总不能让他们下湖捕鱼捉蟹吧。那么图穷匕见，从网上的裸聊受到启发，他们要裸诵，可惜叶公好龙，响应者寡，只有一个男写诗的把他的裸身拿出来遛了一下。
认真复查，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当代中国诗歌最繁荣的时期，诗人们已经表现出了他们的腻味，特别经典的就是诗歌编辑们把自己负责的诗歌版面当自留地，近亲繁殖，互相交换发表阵地。那个时候，只要你当了诗歌编辑，那就责无旁贷地要去做个诗人。诗人的无耻也就开始离骚起来。
一种观点，自杀如顾城者，集诗人的自卑与无耻之大成，一怕别人抢自己的老婆，二又要抢别人的媳妇，这样的矛盾在如今已获公认的顾诗人身上，表现得实在淋漓尽致。他的无耻还表现在他杀人的惨然。
什么时候，中国的诗人可以表现得好一些呢？
2007．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