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古道热肠的世纪老人
作者：孙玉蓉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的建议下，我曾着手广泛征集俞平伯先生（1900~1990）的书信，打算编选一本《俞平伯书信集》出版。工作的第一步就是以诚恳的态度，向俞平伯先生在海内外的友人发信，征集他们手中所存有的俞平伯书信。因为多是素不相识者，缺少信任度，所以，很多信石沉大海。张中行先生是俞平伯早年在北京大学的学生，因此，我也同样把信发给了张先生。意外的是1989年8月1日，素不相识的张先生写来了回信，不仅回答了征集书信的事，而且，谈了他对这项工作的思考，不厌其烦地教我如何做好这项工作，并在精神上给予鼓励。他在信中说：
上月廿五日大札今日始见到，因我只周二、三来社，其余时间皆在北大寒舍也。俞老书札昔年曾有一些，经过历次运动，早已荡然无存。即有，入《书信集》亦有问题，盖皆片言只语，谈日常事务，无欣赏价值也。窃以为编此类读物，收编原则有广狭二种。广者，有史料价值均收，当然就可以不遗乞米帖之类。但一般读者则似乎要求较狭，即愿读有欣赏价值者。日记亦然，如李越缦，以日记讲学问，写情思，也非日日可取。尊所之编，不知体例究如何也。
搜集此类材料甚难，除非本人意在传世，寄出之书札皆存底。否则只能向收信人处找，而收信人，未必存，一也；或已作古，二也。即如俞老，所寄之信，推想最值得诵读者，当为俞阶青、许莹环、周作人、朱自清、叶圣陶、废名等人，可惜者皆已作古。我近年与俞老交往甚少，又同在凤城，万一有事，亦可不假纸笔。友人中只知孙公玄常为白石诗作注，曾请俞老作序，且孙公居晋南，推想或有一些。如拟试问，我可以代劳。治红学之周汝昌先生、启功先生皆我老友，不知与俞老多有通信之缘否也。《读书》中一篇乃拙作《负暄续话》（甫写完，尚未发稿）中者，为纪念五四，他们要去，因系闲话体，未系统介绍其学也。读赐札，书法清丽谨严，推知必治学不苟者，则俞先生《书信集》之必能成功，亦意中事也。
张中行先生在信中所说的“《读书》中一篇”，即指他所写的《俞平伯先生》一文，发表在1989年《读书》杂志第5期上。因为我在信中曾经问及此文，所以，他也顺便予以回答。
既然张中行先生愿意“代劳”，向他的老友征集俞平伯书信，我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1989年10月4日，张先生再次回信：
雅属寻俞平老书札事，周汝昌先生有信来，只有一件，而杂物过多，难于找到。启功先生尚未见到，推想未必有，俟本月后半见面时问问，再奉告。幸而孙功炎先生处存不少，且多为内容充实有流传价值者，彼已为复印，存我处。邮寄须往地外邮局，日来过忙，如天津有人来，带去也好，否则稍俟几日再寄。周、孙二公信附上一观。
周汝昌先生在写给“中行上人师座”的回信中，说：
所询俞平伯先生书简，记得有一封，是64年拙著《曹雪芹》出版后，寄奉一册所得谢函，中有“引人入胜”、“所考泰半同意”二语（凡赞语必记得特清也，一笑）。然此札既经“文革”，不忆在亡，纵使仍幸存，亦在浩瀚无涯之函堆间，真如大海捞一绣花针，味即不病足，亦难为此翻江倒海，况复不能下地乎！如此则奈何奈何。请以实情告之孙君，并言倚床立复之诚，不敢诳语也。
因为周汝昌先生自号“解味道人”，所以，在给张先生的信中自称“味”。
拜读了张中行先生的来信和周汝昌、孙玄常（字功炎）写给张先生的回信后，我很兴奋，深感有了张先生的帮助，事情真是顺利得多了。于是，我得陇望蜀，再次写信，请教张先生是否认识谢国桢、沈启无、废名等人的亲属，有什么办法可以和他们取得联系。因为这些老先生生前都曾与俞平伯有过交往，他们之间的书信是否有存，无从得知。1989年10月17日，张先生回信说：
惠札拜悉。谢国桢、沈启无、废名皆熟识，其子孙则无来往，难得应命，至歉。如有来京机会，颇愿得识荆之荣宠。不才每周二上午十时至社，周四上午十时返北大。北京站下车乘103无轨至沙滩，甚便。……如不拟来京，当找一年轻人代寄，可免误事也。
那时，张中行先生已经80高龄，住在北京大学燕园女儿家中。每周二至周四，他仍然要乘公共汽车，到他的工作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去完成他那“特约编审”的任务，顺便就近接待来访的友人。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就曾拍摄过他从北大燕园去景山东街人民教育出版社时，挤乘公共汽车的镜头。
在张中行先生的支持和帮助下，依靠他的朋友关系，采用滚雪球的方式，逐渐赢得了存有俞平伯书信者的信任，俞平伯书信的搜集工作，有了可喜的进展。1991年8月，《俞平伯书信集》终于由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出版社提供的样书归俞平伯亲属，作为编选者，我则向出版社邮购了一百本样书，用来馈赠所有提供书信和给予帮助者。当邮购的书籍运抵津门后，我第一个寄书给张中行先生，向他致谢。很快便收到了他的回信，他说：“惠赐《俞平伯书信集》拜收，谢谢。略翻检，深佩功力之深。尚须得暇细读也。”看到张先生没有提出批评意见，我的心中感到些许的轻松。到这时，我所从事的这项工作，似乎才算告一段落。
在我国的文化界，张中行先生常被称为“布衣学者”，那是因为他的“身上多了一种平民化知识者的气质”，因为“无功利”，所以，“为文与为人，就自然，就洒脱”（学者孙郁语）。在张中行先生的眼中，他最看不惯那些以名人或名人的后代自居，自以为是者。他到晚年仍然坚持学术正义，说公道话，为无辜者伸张正义，永葆学者的良知。我自己就曾经历了这样一件事情。
20世纪90年代，著名文学家俞平伯先生去世以后，为了纪念这位一生坎坷而又对中国的文学事业有所贡献的老人，我曾四处搜集资料，编选了一本俞平伯纪念文集。书编成后，我曾给国内多家出版社写信，自找婆家，最终被四川文艺出版社接纳，拟书名曰《古槐树下的俞平伯》，于1997年1月出版。书中收入俞平伯的亲属、海内外友人、同事、学生以及文学研究工作者62人颂扬、怀念以及研究俞平伯的文章74篇，分别按照生前的颂扬、身后的怀念、80年代的访谈、对作品的研究以及与友人的交往五个部分，分类编排，每一部分又大体按时间顺序排列。书中也收入了张中行先生发表在1989年《读书》杂志的《俞平伯先生》和发表在1990年11月4日《光明日报》的《悼念俞平伯先生》两篇文章。
1996年夏，在该书编选的过程中，我曾写信向所选文章的作者征求意见。同年6月21日，张中行先生写来回信，说：“16日手教拜悉。拙作入尊编文集，将视为幸事，承下问，益增愧悚。”张先生及时的回信，表现出他对编选俞平伯纪念文集的支持，使我更增加了做好这项工作的信心。
不曾想《古槐树下的俞平伯》一书出版不久，俞平伯的个别亲属即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批评该书的文章：《不应这样对待俞平伯》。文章批评该书：“内容包罗万象：有家人的，有朋友的，活着的死了的，可谓丰富。篇目次序也是怪怪的，既不按年代，又不按姓氏；某人的文章既出现在前面，又出现在后面，而一些被公认的好文章，却又不选，想必编者是经过审慎思考的？”文章说：“每每看到一些不断被出版或编辑十分差劲的书，心里就有一股子说不出的滋味，更十分自然地想到：若父亲在世，或他在九泉之下有知，看着这些杂乱无序的出版物，老人家会高兴吗？而在他有生之年，谁又敢如此这般地对待他呢？”这可真是有好心没好报！这种无端的指责，显然是把家族亲属之间的不和谐，归罪到了编者的身上，令人心生悲哀而又求助无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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