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丁玲两次见过波伏瓦
作者：王增如
李文有一段提到：“1955年9月，47岁的波伏瓦和萨特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联袂来到中国访问，……此时，丁玲正在被打成丁陈反党小集团的主要成员。她们的距离已经那么近，近到就在同一座城市里，……波伏瓦则可能根本不知道中国有一个像她一样的叫丁玲的女子。”接着作者遗憾地写道：“倘若两个双生花一样的个性女子能够聚首，将碰撞出怎样欣悦的火花，收获到多少发现的快乐。”
此言不确。丁玲与波伏瓦不但在1955年的9月见过面，而且丁玲还在自己家中设宴款待了波伏瓦。
1955年8月3日至9月6日，中国作协连续召开党组扩大会，揭发批判所谓的“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作协党组扩大会刚刚开完，法国作家萨特与女友西蒙娜·德·波伏瓦来华访问。由于女作家陈学昭留学法国多年，熟悉法语，作协领导便要她全程陪同。他们先去了东北的哈尔滨、鞍山和抚顺，回到北京后，客人又提出想见两位作家，一位是老舍，一位就是丁玲。作家协会经过研究，满足了客人的要求。
后来波伏瓦在回忆文章里说，她在丁玲家里，看到桌子上摆着画笔，就问她是不是在作画，丁玲只是笑笑，什么也不回答。丁玲好客，在家中设宴款待，她家的厨师老关，做的一手好菜，最拿手的是田鸡腿和核桃酪。1951年9月，苏联作家爱伦堡和智利诗人聂鲁达来华访问，都品尝过他的手艺，并说那是在北京吃得最好的一顿饭。这一次，丁玲还特意从萃华楼饭庄叫了一道鱼翅菜，鱼翅翻译成法文就是“鲨鱼的鳍”，而鲨鱼在法国人心目中是一种凶恶伤人的鱼类，客人对这道菜感到好奇，很想尝一尝。丁玲满足了他们的愿望。那天，恰好女作家逯斐去看丁玲，也被留下一同吃饭。
那时丁玲住在多福巷16号，一个四合院，地址在王府井北边，如今华侨大厦南侧的一条胡同里。如今多福巷还在，但是那个四合院已经在盖华侨大厦的时候拆掉了。
波伏瓦并不知道，丁玲刚刚经受了严厉的批判，即将戴上“反党小集团”的帽子，更不知道，陪同他们的陈学昭，就在会上揭发了大量丁玲“反党”的材料。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丁玲一定出语谨慎，两位作家自然不可能碰撞出“欣悦的火花”。
28年之后，丁玲与波伏瓦还有第二次会见，那一次是在巴黎波伏瓦的家里。
1983年4月。丁玲应法国政府邀请，作为期两周的友好访问，其间受到密特朗总统的接见。在安排日程时，丁玲提出，想尽可能多地接触法国人民和法国作家，少见记者。她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在她会见的几位作家里，就有75岁的西蒙娜·德·波伏瓦。
波伏瓦住在巴黎市中心的一栋公寓里，一见面，她就非常高兴地回忆起1955年在丁玲家里的会见，问丁玲家的小花园怎样了，问陈学昭的情况，特别对那晚吃的“鱼翅”记忆犹新。丁玲看到，波伏瓦的这间客厅也是她的写作室，面积不大，墙上挂着中国的皮影戏人、中国画和皮鼓，桌子上摆着中国的瓷器、泥人，其中有不少摆设还是二十多年前从中国带回去的。
波伏瓦告诉丁玲，现在的青年对技术兴趣浓厚，对文学颇为冷漠，法国今天还有优秀的科学家，但没有优秀的文学家，虽然每年出版的文学书籍很多，但好书不多。真正的文学作品，是经过深思熟虑慢慢写出来的，作家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要动脑筋。
屋子里最引人注目的是摆在桌子上的两只石膏手。波伏瓦告诉丁玲：这是萨特手的模型。她与萨特是中学同学，后来成为终生伴侣。波伏瓦还说，她与萨特的文学主张有一致的见解，也有不同的看法，她强调自己的独立性，无论在创作上还是在生活中，都是如此。所以她不要别人称她萨特夫人，而是作家波伏瓦。
丁玲在这二十多年里，经历了远比波伏瓦多得多的苦难波折，现在她可以毫无顾忌地讲话了，但是她没有讲自己的人生沉浮，而是更多地与波伏瓦探讨对于社会和文学的见解，她发现，她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十分相近，这一次，她们谈得很投机。
访法期间，丁玲先后会见了八位作家。不知是因为时间短暂，还是语言障碍，回国后，丁玲对作家支部的几位老作家说，我和这八位作家彼此感到都没有谈透。
《三月风·新闻人物》2007年第8期上刊登了一篇署名胡新亮的文章《哲学家到中国》（《作家文摘》2007年8月22日转载），其中也写到了1955年波伏瓦在丁玲家里，看到工作台上有支画笔，便问她是否在作画，但丁玲笑而不答这件事。文章作者对此的理解是：“当时中国较少对外交流，中国人在与外国人交往中，表现出很多文化上的差异。这在许多受过较高教育的文化人身上也很明显。”丁玲笑而不答，“这在中国非常正常，也体现了中国人的含蓄，但波伏瓦不太理解，因为在她看来不够礼貌”。其实，丁玲在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多次出国访问、参加国际会议和活动，与外国友人有较多来往接触。她热情豪爽爱讲话，因而交下许多外国朋友。如果作者知道当时丁玲刚刚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并且正处在等待组织处理那样一种特殊的环境中，大概就不会作出这样的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