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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作家，你们还好吗？
作者：冉隆中
在本刊沉寂相当时日之后，前些天他寄来这篇《底层作家，你们还好吗》，再次给了我们击节叹赏的意外。区别那些在东南西北都市上空飞来飞去的“红包评论”掮客，冉隆中远离闹市，游走于县城乡镇之间，耳闻文人潦倒，目睹文事萧条，于是心情快乐不起来，做派潇洒不起来，言辞高蹈不起来，当然只能涂抹出关切的、悲悯的、沉郁的、令人揪心动容的文字。但也许正是由于有大群庸常之徒的急功近利作参照，冉作者这篇言谈小地域、小人物、小道理的与“宏伟叙事”绝缘的调查，就更为显示出眼下文坛难遇难求而又货真价实的大气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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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年底，依然没有过年的年味，清明、端午、中秋这些传统的民俗符号却已写进国家法定节假日中了。人们还来不及去考证，它将会唤起一个民族怎样的文化记忆。此刻，京城的理论家们还在忙着争执何为“底层叙事”之类问题，许多外省作家还在忙着质疑某某评奖中部分评委涉嫌近水楼台参与分奖的事情。在云南，一个叫宜良的小县，一位叫李华的作家，正奔走在去另一个城市的路上。他要去找一份新的工作。家，和他自己，都急切地需要新工作，来保障日常生活最基本的开销，应对直线上涨的物价，他不关心底层叙事，也不关心离他很远的评奖——他对我说，难道，还有比我更底层的作家吗？
云南有两个县，很容易让人搞混：一个叫宜良，另一个叫彝良，音同字异，南辕北辙，但是都出产作家。李华所在的宜良靠近昆明，著名文学老人彭荆风在一篇《又一片文学森林》的文章里，把这里的文人命名为“宜良作家群”。这是2003年的事。李华正是这个群体中光荣的一员。不幸的是，李华却早已经下岗了。在他给我的一份履历中他写道：李华，男，大学文化，1969年生。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昆明市作家协会会员，有诗集、散文集、杂文集共四本——待出版。《少年报》、《中学生报》编辑记者，下岗工人。而在报社的工作，要靠他找人，找关系，写有偿服务文章，才会得到属于他的那份收入。“现在很难，而且是越来越难。靠文字谋生，徒有虚名啊，所以，我得去找更实际的一份工作。”说完这话，他上了去曲靖的长途客车。但我知道，他还是心有不甘。他其实是希望能到宜良县文联，找到一份家门口的更塌实更符合自己理想的工作。
但他显然是在做梦。宜良确实有文联，早在1980年代就已成立，当时编制核定为一人。2005年，文联突然被人记起，进行了有史以来首次换届，编制依然还是原来的一人。进文联时，刘伟（笔名古讷）血气方刚正当年，他是靠在《人民文学》发表小说《白发童话》才走进令李华羡慕的宜良县文联的。如今，接近退休之年的刘伟早不写小说，改摄影了。他依然是那个占着惟一指标的副主席。排在他前面的另外两个副主席，主持着文联日常工作，却是外单位退养兼职者。常务副主席郑祖荣，在县文联副主席位置上，虚衔一挂也是二十多年。他多次有过外出高就的机会，最终却是故土难离，留在了生他养他的宜良。当年狂热的文学追求者，如今早变成地方文化学究，文学的激情化为对桑梓掌故细密的考证。他送我一套由他主编的《宜良文化丛书》，刚出，九本啊，270万字，硬纸盒套封着，砖头一样沉，真可以砸死人。老郑沟沟壑壑的脸上，混合写着成就感和苦涩。出书的钱，是当地出去做官的领导特批的，靠县文联，还不知道哪辈子的事情呢。爱说段子的另一个副主席宋正培，一脸坏笑，冒出一句当地文人熟悉的“警句”，“在宜良，文人不如残疾人，文联当然也不如残联了”。
在许多地方，文联和作协，是比较奇怪的组织。体制内的其它机构，条条也好，块块也罢， 都可以一捋到底，有很好的对应关系。文联和作协却不是。在京城，“国”字号的文联是文联，作协是作协，平起平坐，井水河水。到了外省，却是各处有各处的风景。早先分开的，依然沿袭北京的做派，主席书记，一律“厅官”待遇，边缘是边缘，却也要车有车，要人有人。没来得及“分”的，作协就归了文联管理。如果还实行“秘书长负责制”，只怕是作协主席就只成了一个名分。于是在文坛就有了“你们是大作协还是小作协”之类奇怪的问话。到了市县，连这问题也基本多余——作协统统都是“小”的了。无级别，无编制，当然也无经费。昆明市东川区文学协会会长（相当于作协主席）曹卫华，就是这样一个“三无”会长。说起东川，曹会长感慨无限。当初，东川也是与昆明同样级别的一个城市啊。而且，1980年代，东川文学可是在全云南领风气之先。这座以铜兴市也因铜败市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如今早已经变为昆明的一个区——其实它更像昆明的一块“飞地”。东川区文学协会自成立以来，政府没有一分钱投入，成立之初主要靠当选的九个理事凑份子以及微薄的会费维持。后期开展的一些活动靠私人关系找人“埋单”，包括省市及邻县市作协作家到东川，都得曹会长私人掏钱接待。由于经费的严重不足，开展活动创作出来的作品找不到出路，许多加入了协会的会员渐渐灰心，不愿再参加活动，重组的队伍又渐渐涣散。部分有创作实力的作家因为差旅费无处报销，也不能参加省、市作协组织的活动。这种现状还直接导致东川文学协会九位理事中已有五位辞职，东川文学更是后继乏人——在这座城市，文学的“不景气指数”已经到了极点。说起这些，本来爱说爱笑的曹会长，一张脸变成了苦瓜脸。
20年前我就熟悉的作家吴天也在东川。要说文学名气，他比曹会长还早，还大。他是当地不多的中国作协会员，曾经是全国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他写苦难少年生活的作品，至今让京城儿童文学专家记忆犹新。最终吴天却放弃了本可能前程远大的儿童文学创作，改写稿酬较高容易变现的故事了。“吴天吴天，无力回天啊！”吴天的感慨很有意思，其中的遗憾是明白无误的。但是，他又悄悄告诉我，靠写故事，他供养孩子读完大学；靠卖故事，他在昆明买下了安身之所。“纯文学？真纯啊！纯得不含一点铜臭。可是，它能给我现在这一切吗？”
距离东川较近的一个县，叫寻甸，是一个回族自治县。在这里，我见到当地文学青年余文飞。那天，窗外的阳光很晃眼，看上去，余文飞也是一脸阳光。他告诉我，他原本是一个乡村小学老师。他还告诉我，名字原本就是真名，他很喜欢，因此也就用不着再取笔名了。余文飞拿出由他创编的纯文学“民刊”《南云文学》，一份很简单粗糙的印刷物，我随便一翻，那上面，作者居然遍布省内外，而且，迄今已出版了15期！同时送给我看的还有同样简单粗糙的他的多部个人作品集，约100余万字。自写，自印，自卖；再写，再印，再卖。其实很多都没卖掉。“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成本也很低，留着，与人交换，或者送给真需要的人分享，不是也很快乐吗？”余文飞，跟我说完这句不需要答案的疑问句，笑了。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文学梦。他说：我出的都是纯文学呢！确实很纯，纯得就像那天我看到的寻甸县文联办公室窗外的阳光，寻甸文学青年余文飞，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文学起飞——如今，他已经被借调入县文联了。
比较起来，石林县作者杨继平算是个幸运儿。这位曾经患小儿麻痹而瘸了一条腿的文学青年，某一天，他想起有个老乡正好在昆明市文联当门房。于是他瘸着脚一路找来，找到老乡。走时，他留下一堆皱巴巴的手写稿——他请老乡将稿件转交给这里的《滇池》杂志。我一时没搞明白，他已经走到杂志社的楼下，为什么当时没上楼。他后来告诉我，是心虚，并不是腿脚不好。“就那么几步楼梯，我还是上得去的。”说着他甩了甩短去一截的小儿麻痹腿。就因为他这次对《滇池》的偶然造访，他几乎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他皱巴巴的稿子遭遇了这家杂志目前最好的两个编辑——张庆国和雷平阳。他们当然具备对文学作品好坏的判断力。从未发表过作品的杨继平，积半生经验，这回写出的确实算一篇既趋时应景又感人的好稿。就这样，他顺理成章地登堂入室，他的中篇小说《烟农》在《滇池》最耀眼的位置得以发表。杨继平的《烟农》，是烟农苦难现实的直视及其诗意发现。云南，烟财政的大省，烟经济一派繁荣。却很少有人去追问，所有这些，从何而来，靠何支撑？辉煌背后，又有多少辛酸故事？最底层的烟农，是何处境？杨以他对这种生活的熟稔，信手拈来各种故事，描绘得惊心动魄，叙述得从容淡定。读后，让人感到了作者的“忧愤深广”——他将大量篇幅，用于对苦难现实的叙述。当然，也巧妙地铺设了作品的亮色：结尾处，以张彪为代表的新烟农的出现，或者预示了苦难中已经升华的诗意？对基层政权的描写，可能是这篇小说的问题。官与民，成为博弈的双方，尖锐对立直到没有一丝一毫的松动。这样的关系和对这样关系稍嫌简单的描写，就其真实性而言，是局部还是全部，是表象还是本质，是可以商榷的。在普遍重视三农问题的背景下，很快，选刊选了这篇小说，《小说年鉴》选了这篇小说，当年度《滇池》文学奖也给了这篇小说。一家影视公司随即找到杨继平，二话不说，十万人民币，交到杨继平手中，还仅仅是买他的电视改编权！从未因文学拿过这么多钱的杨继平，穿上了他最喜欢的白西装，顿时显得气焰嚣张，在石林呼朋唤友，大宴宾客，好不快活！与此同时，一份关于此小说对当地烟农生活现实错误描绘的情况反映，也盖着鲜红大印送达上层并辗转到达《滇池》主管单位。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和后果。“组织上”对文学可能存在问题的处理方式，今天已经有大进步。但是，公函的出现，也从一个角度说明，“底层叙事”还有很多艰难和不如意。它还不完全只是一个纯理论问题。如今，我又到了石林，却再没听说杨的消息，只知道他还是开着茶室，还是喜欢打牌，还是写着小说，却没再见到发表。杨继平，你是昙花开过就凋谢了呢，还是像石林漫山遍野嶙峋坚韧的石头，已经学会了沉默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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