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想象力挑战智慧
作者：陈 冲
——作 者
这又是个简化过的标题。全写出来，应该是“作家的想象力挑战批评家的生活智慧”。
近些年来，批评家里出了个新品种，叫“酷评家”。这个“酷”究竟是好话还是坏话，什么样的批评才是“酷评”，我都不甚了了，只是印象中，有些人是把李建军先生归入其中的。归入得对不对，同样不甚了了，仍是在印象当中，和另一些批评家相比，李先生比较地喜欢从作品中挑毛病，倒是真的。按我的理解，有的批评家喜欢评功摆好，有的批评家喜欢吹毛求疵，应属正常，用粗人们爱说的粗话表述，叫做放屁吹灯，各练一功。不过，精了这一功，确实就可能疏了那一功，所以，当爱挑毛病的李建军先生忽然唱起赞歌来的时候，就弄出一件让人挺不好意思的事儿来。
《北京文学》有个选刊“中篇小说月报”，2007年的第12期，是“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专号”。《北京文学》是跟我关系最铁的刊物之一，所以我认为它出这个专号是个极好的想法，更何况它不仅集中重发了所有获奖的中、短篇小说，还请人分别对中篇和短篇做了综合性的点评。没当过编辑，对于请谁来干这个活儿是不是还特有讲究，我同样不甚了了，只是从后果看，这原是个评功摆好的活儿，而其中的中篇部分，却偏偏请出了擅长挑毛病的李建军先生来干，就有了点鬼使神差的味道。于是，在李先生讲到获奖中篇《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时，我们就读到了下面一段文字：
读迟子建描写冷藏在冰箱（应为冰柜）的蒋百的文字，我仿佛在读托斯陀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对娜斯塔西娅之死的描写，仿佛在读萧红的《生死场》对行将死亡的“打渔村最美丽的女人”月英的描写，仿佛在读陈忠实《白鹿原》对田小娥之死的描写。真是力透纸背，势夺五岳！
究竟是怎样的描写呢？是这样的：
我觉得秘密一定藏在冰柜里。我……掀起冰柜盖。一团白色的寒气迷雾般飞旋而出，待寒气散尽，我看到了真正的地狱情景：一个面容被严重损毁的男人蜷腿坐在里面，他双臂交织，微垂着头，膝盖上放着一顶黄色矿帽，似在沉思。……
矿工蒋百的“失踪”之谜，是这部中篇小说贯穿全篇的悬念。谜底揭开，原来“失踪”的蒋百实际上死于一场全班十人无一生还的矿难，而按规定，恰恰是死亡十人以上的矿难必须上报，所以矿方以重金换取蒋百嫂同意用这种方式将丈夫视为“失踪”，“不被认定为死亡的第十人，这次事故就可以不上报，就可大事化小”。上面这段描写，就是作品中“我”对这一事实的目击证实。
这的确是一段极具震撼力的描写。
但是，尽管我一万个不想当“酷评家”，我还是不得不承认，读到这段描写时，我立即想到的，不是陀斯妥也夫斯基（这是我习惯的译法），也不是萧红或陈忠实，而是一个很缺德的疑问：这事儿可能吗？首先，我想到了冰柜的容量。作品中有一个交待，说那是“一台又高又宽的白色冰柜”。好吧，就算它是特制的超大容量冰柜。然后我又想到那个小镇经常停电。好吧，就算它每次停电都能在短时间内及时恢复供电。可是最后还是有一关无论如何过不去。蒋百遇到的矿难具体是哪种事故，作品没有明说，虽然从“面容被严重损毁”看，可能是瓦斯爆炸。但不管是瓦斯爆炸，还是冒顶或透水，以我的了解，所有重大煤矿矿难的抢救工作都是有难度、有危险的，需要时间的，因而遇难矿工的遗体，绝无可能在矿难发生后两三个小时内升井送上地面，掩人耳目地即刻装进事先备好的冰柜。人的尸体一旦僵硬，就再也无法将其弯曲，使之“蜷腿”、“坐”、“双臂交织”。最近看到一个实际的案例。那是一桩凶杀案，凶手将被害人杀害后，将其遗体装入冰柜。虽然从行凶到藏尸是连续进行的，而且从凶杀现场到放冰柜的地方并不远，就在同一城市，装入冰柜的尸体已经被肢解过了。
我很赞赏《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立意。单是那博爱精神，就弥足珍贵。在启蒙运动的中后期，“博爱”原是和“平等、“自由”三位一体的，只是我们在200多年后重新热衷于念叨启蒙时，却忘记了博爱。作为读者，读到这样的硬伤时，真是为作家惋惜。那么作为批评家，应该怎样看待它呢？只要小说的立意好，这种硬伤就可以忽略不计？即便如此，一位批评家单把这处硬伤挑出来大加赞美，说是“力透纸背，势夺五岳”，总归说不过去吧。
小说作者是我很赞赏的一位作家。她的短篇《西街魂儿》也有极好的立意，也贯串着强烈的博爱精神。惜乎这个作品也有硬伤。它的整个故事，是从一只钟走慢了十分钟引起的，而这只钟走慢的原因，是因为电池用完了。可是这个故事发生在“文革”时期，那时候一般家庭里根本就没有电子钟。我真是替作者惋惜。只要把那只钟走慢的原因，改成忘了上发条，其余一切就全都顺理成章了。
有时候，翻翻别的刊物，也时有话说。中篇小说《红莓花儿开》，发表于《收获》2004年第4期，同年第10期《小说选刊》转载，并同期刊出了作家的创作谈。这篇小说的立意也很好，写法更有独到之处，使作品的内涵具有普泛的能指，大大超越了表面的所指。这个中篇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悬念：能否用电池来引爆炸药。小学二年级学生华二傻，为了向同学们证明1.5伏直流电的威力（从而证明电池能够引爆炸药），搞来了整流器和变压器，却受到罗老师的嘲笑。罗老师问明该变压器（实际应为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是1.5伏后，不顾华二傻“它的电流比电池要大得多”的警告，让华二傻接通民用电源，然后把（接通了变压器输出端的）两根电线放进嘴里。他是想用自己的实践来证明华二傻的错误，结果却是“那两根电线在罗老师的舌头上发出‘叭’的一声爆响，接着罗老师突然张大嘴，鼓起眼，做出一副非常夸张的表情，跟着整个人就仰身朝后咕咚一声摔在讲台上。这时那两根电线仍还牢牢地通向罗老师的嘴里，所以，他倒在地上两腿还在不停地抽搐，看上去就像在发癫痫。”单就描写而论，称得上如闻其声，如见其形。但是，我那个缺德的疑问又来了：这事儿可能吗？据我所知，会不会让人有“触电”的感觉或后果，只与电压有关，与电源能提供多大电流完全无关。让人“触电”的电流是通过人体的电流，不是导线里的电流。由于人是不良导体，电阻（R）较高，当电压（U）不高时，能通过人体的电流（I）也就不多。这是一条最基本的电工知识，用公式来描述，就是U=IR。
小说作者原本是学数学的，不知道U=IR，是个缺憾，但不好深责。军旅作家写战争也不能保证不出错，因为穿军装的作家不一定都打过仗。中篇小说《出征夜》，也是《小说选刊》（2003年第10期）的头题，同样也有作家的同期创作谈。诚如编者所赞誉的那样，“可贵在选取了一个鲜为人用的角度”，“没有直接描写战场”，而是写在打响之前，两个政工干部领着民工连为即将牺牲的人挖墓坑，而将要牺牲的人数已经被十分“理论”地预计了出来，因而“生出了震撼人心的力量”。毫无疑问，这个对牺牲人数进行预计的过程，是很重要的一笔。那是一次级别很高的会，会是蹲着开的，时间很短，但作家写来却用了两千多字。作家如此着力渲染自有其道理，我只摘出其中最核心的“理论计算”：“对面的敌人是一个营”，“步兵攻防作战伤亡的一般比例是4：1”，“明天我们要准备牺牲四个营，也就是一个加强团”，“现在我们一个团的编制是三千八百人”，“明天天亮之前我们必须挖出三千八百个墓坑”，因为“没有那么多民工连”，可以“先挖出其中一部分，譬如说一千个”，然后“明天白天接着挖”。我得承认，这也真让我震撼过一会儿，不过后来那个缺德的疑问还是止不住地冒出来了：这事儿可能吗？我最先想到的也是一个计算：以死3800人的代价去打掉敌人的一个营，这个仗打得吗？好吧，就算那是一个事关全局的点，必须不计代价地拿下来。可是，如果阵亡的人数是3800，又会有多少人负伤呢？姑且按1：3计算，那么负伤和阵亡总共约15000人。就算这是一次极惨烈的战斗，伤亡总数占到参战人数的一半，那么投入的总兵力也不会少于30000人。这让我怎么也想象不出那会是一场什么样的战斗，以至能面对敌方一个营而有效地展开我方三个师的兵力。实际上，三个师对三个师打一仗，阵亡3800人就得算是不小的战斗减员了。想了想，明白了。在这个“理论计算”中，理论是对的，但计算却在一系列环节上不断出错，才得出这个3800的结果。一个个地指出这些环节太烦琐，就留给读者当益智题做着玩吧。我不能不为作家深感惋惜。单从小说写作角度讲，这个数字并不重要。要表达既定的立意，即便只挖300个墓坑，效果并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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