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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身体叙事

作者:徐肖楠 施 军




  中国的身体叙事曾风情万种地熙熙攘攘一片,如今良莠不分地散入寻常百姓家,很多情景下,它们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和文学中生根发芽,衍化为普遍的写作行为和生活意识,在各种不同的生活事件和文学行动中,都可能看到它们若隐若现的痕迹:它们可能在鼓励我们的美好,也可能在误导我们的生活。
  在中国迅速走向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市场化情境中,文学叙事发生了与过去2800年完全不同的变化,这些变化有时显得奇怪而令人费解:它们似乎是现实妖魔化的结果而不是正常的文学叙事。中国的身体叙事就是这样一种文学戏法和现实镜像,我们想要的和不想要的,它们都折腾了出来,它们与中国以往文学叙事极为不同、也与西方身体叙事极为不同。
  中国大地产生的“中国式身体叙事”虽然受到西方身体意识和身体叙事的影响,但纠缠着中国式身体意识和身体叙事的变异。在中国身体主义发生的过程中,一开始就常常变幻出这样的情景:身体自由被偷换为性事自由、身体行为被偷换为性事活动。它与古板中国和灵活西方都不同的新奇面貌,常常诱惑和吸引着对此无知的人,也让另一些人迷茫不安和不知所措。
  中国式身体叙事更主要地由市场中国的现实情境所衍化,不是由文学叙事的诗性意识和诗性传统而生成,也不与西方身体叙事的思想传统和社会资源相衔接。市场化、现代性、小农性交叠中的一些写作者和阅读者,巧妙地复苏古老的小农窥阴意识和性色意识,并将它们与现代身体生活嫁接在一起,变幻为一种小农性与个人化混杂一体的身体意识和身体叙事,但却标榜着一种身体自由和身体正义。
  既然中国式身体叙事在一种极为现实化的情境中产生、随现实而变幻,这种身体叙事就有几方面与现实密切相关的特点:
  1、市场化的自由选择力量为人们提供了自由选择身体的可能,并且很自然地把它变成中国式的身体需要。
  2、个人化的幸福意识为身体叙事展开了身体满足的理由和身体幸福的空间,它围绕着狭小的利己主义生活而展开。
  3、身体意识成为一种普泛而新鲜的生存意识,为身体提供了阅读的经验需要,并且把它变成了窥阴和性色的满足。
  4、身体叙事为写作者和出版者提供了谋利和成功的机会,要求尽量占有市场份额和市场空间。
  5、宏大叙事、历史叙事和人性叙事的遭受冷遇,使身体叙事乘虚而入、取而代之,造成身体叙事是更深刻、更本真的生命表现的叙事假象。
  6、身体叙事迎合现实也制造着现实化的身体意识,被迎合和制造的身体现实又反过来推动着身体叙事,它们两厢情愿地互送秋波、青楼梦好。
  中国式身体叙事只能依附于市场中国现实而风流,因为它缺乏真正进行身体叙事的社会资源、思想传统和叙事根基。这种缺乏不仅是阶段性和文学性的,而且是历史性和精神性的,它不是某个具体社会阶段的身体资源匮乏,而是传统性、整体性、文化性身体资源的匮乏。
  西方的身体意识和身体叙事传统在关注身体的同时也关注灵魂和诗性,中国的身体意识和身体叙事偏重于身体的实用价值和现实理性。中西不同的身体意识和传统在市场中国恍然交错,于是具有中国特点的身体生活和身体叙事灿然而生,这种中国式身体叙事的主要特点是:重实用而轻诗性、重仿真而轻想象、重身体而轻灵魂。
  中国其实比西方更关注身体,但关注的是更为实际的身体,身体与主体的关系意识一直是被放逐的,身体的灵魂感受一直很淡漠,缺乏灵肉一体的清晰思考。中国的身体传统主要有三种意识:1、养生之说;2、性灵之说;3、性色之说。它们都与现代的身体意识距离较远,是一种确定的实用身体意识。这三种意识都缺乏灵肉一体、身体就是主体的现代身体思考,但其中的共同之处是:为身体而身体,是一种非常现实的身体实用理性。
  养生之说是关于物质化的身体,即肉体的现实存在意识,如食补、药补、气功、房中术等;性灵之说是关于人的精神从现实中逃逸出去的意识,即逃离现实生存的身体意识,如老庄之说、明清小品等;而性色意识主要是关于实现男女在现实中具体性事快乐的,即一种具有色欲化倾向的身体,如从“三言两拍”开始越来越浓重铺排、直到清代小说中流行的色情意识。
  在中国传统中,有关身体本质的身体意识和身体叙事都是严重匮乏的,不可能因西方现代身体意识和身体叙事的输血而彻底更新。中国式身体叙事由于缺乏自我资源,于是单方面横移西方现代身体意识和身体叙事,借西方身体叙事来单方面构筑中国式身体叙事的理由,不顾西方整体的身体叙事传统。
  实际上,中国式身体叙事对西方现代身体意识和身体叙事的借用变成了有目的的猎取,猎取的目标是根据中国的现实需要对西方的身体意识和身体叙事进行改写,其中大量排除了身体叙事的诗性,过度强调了身体的非灵魂性。身体叙事由于缺乏灵魂叙事和天国幸福的成分,可能是一种与现实调情的亲热方式,反过来,也可能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
  中国式身体叙事注重身体怎么生存而不关注身体为什么生存,这多少和关注身体而不关注灵魂、关注世俗生存而不关注天国幸福的小农文化传统有关。这与西方的身体叙事很不相同,但中国式身体叙事的标榜者常常将其当作与西方身体叙事一致的东方形象,并引以自得。中国文化传统中实用的、教化的、人伦的身体意识,与西方叙事某种灵魂的、自由的、幸福的身体意识完全不一样,并且潜藏在市场中国的身体现实中,这造成了中国式身体叙事先天畸形的危险,使中国式身体叙事在最初就隐伏了走向过度现实化和实用化的可能。
  中国式身体叙事中的身体在更大程度上代表着现实化的个人意识,而不是灵魂生活和诗性生命,而这种倾向被名正言顺、理所当然地加以普遍化。身体本来不是目的,但身体一旦与中国市场自由力量所造成的混乱意识相结合,立即变成了身体对欲望和利益的选择,无论是身体叙事的内容还是身体叙事者的做法,都表现了这样一种意识,于是身体成为实用理性,身体成为唯一目的,身体成为现实中可以实现的一切。
  实用化的身体意识与市场化中混乱的叙事意识搅在一起浑浊不清地涌流向前,以至今日人们难以廓清我们需要或该接受哪些身体叙事作品,也难以廓清更加纯正的身体叙事意识,因为人们常常看到的是身体与灵魂、诗性与生命分离的情景。分离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人们需要身体有用,而灵魂和诗性是不能吃喝、没有实用价值的,但在中国的传统意识中,食色乃人之性也,身体的食色性质可以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这种现实化的身体意识突出着身体叙事,身体叙事又制造着一种身体现实,它们互为依托,互相促动。
  这样,在市场中国,无论身体叙事中的现实意识还是现实中的身体意识,都是有缺陷、有偏差的。大概由于中国传统潜移默化的作用,中国式身体叙事更加注重现实性生存,缺乏灵肉一体的诗性身体意识,常常偏于物质化、感性化、世俗化的身体倾向,弥漫着仿真现实性身体的气息。由于写作和批评沉溺于身体的现实幻觉和叙事幻觉,对将身体诗性改造为身体有用、用身体去满足现实需要和现实渴望的危险,起初并不认识,而是有偏差地对身体叙事大加倡导鼓励,为其推波助澜,这造成了最初进行身体叙事者的自以为是,也造成了大批仿效者的盲目跟从。
  现在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式身体叙事的线条:在表面的现代性之下,中国式身体叙事隐藏着把身体当作目的的小农化、实用性中国传统。虽然教化的、人伦的和干枯的身体被摧毁,但实用的身体并没有消失。
  不同的是:中国古典身体为教化和人伦所用,中国式身体叙事的身体为欲望和利益所用。把身体当作目的在一些女作家作品中已微露端倪,她们有为身体而写作身体的倾向,但这种倾向不太严重,也没怎么影响她们对诗性身体的追求,但她们的身体叙事由此显得不够大气。而后来的身体叙事者,更多地回到了中国传统中的实用理性,一些更年轻的女作家的美女式身体叙事用身体幸福、身体快乐来进入实际现实,在相当程度上分离了身体与灵魂、世俗幸福与天国幸福的天然和谐,甚至有些人实际上用身体放纵去代替了世俗幸福,身体幸福和身体快乐也被替代了,倾向于一种性色满足,时时以性色欲望来代替生命的身体化感觉。
  类似的性色欲望在贾平凹的作品中早已有表现,并且贾平凹的作品成了后来中国式身体叙事歪打正着的启示者。性色意识具有更强烈的反诗性、直接的身体感觉,更紧密地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更加偏重于性色身体的现实倾向,而情色意识则受西方身体意识影响较大,它既有肉体欲望的追求,又不完全排除对“情”——灵魂或者诗性的追求,对身体幸福和身体快乐的描写多少包含着抒情意识。
  实际上,贾平凹作品中暗示出来的直接身体意识成为破坏诗性身体意识的一个重要支撑,成为后来身体叙事中严重发展的非诗性、非灵魂倾向的一个来源。虽然后来身体叙事与贾平凹所描写的内容、方式、语言、结构都不一样,但在身体叙事作品内里隐藏的身体实用品质却与贾平凹具有某种一致性。这样的身体价值在于:身体对贾平凹的庄之蝶是有用的,对卫慧的蝴蝶也是有用的,身体之所以成为身体,是因为身体能让人们满足身体欲望或获得身体幸福,甚至可以让我们获取现实的其他需要,当然也可以由此判断身体的价值和生命的本质,于是,身体成为一种非常便利、非常重要、非常本质的现实生活。
  这种身体意识和身体叙事形成了对更加纯正的身体意识和身体叙事的损害,瓦解了灵肉一体的身体追求。有意味的是,中国式身体叙事受到现代西方思想和写作的重要影响而生成,却没有怎么受到身体与灵魂一体化意识的影响,而灵肉一体其实是身体叙事的最深刻之处,身体叙事从根本上讲是灵魂叙事。在诗性身体的状态中,建立一种想象的、浪漫的身体空间,就是建立一种灵魂自由的生命空间,诗性身体是身体追求灵魂自由的根本状态,因为一切身体自由都可以在超越现实限制的诗性想象和诗性表现中展开。
  文学叙事本质上并不要帮人们在现实中赚钱,但中国式身体叙事帮人们在现实中赚钱的同时,也在帮作家自己和文学掮客们赚钱,并且还以身体名义振振有辞。中国式身体叙事有时就成为一种风流而热烈的赚钱方式:身体叙事就是脱衣服,身体写作者和观看者都愿意这样做。这样,身体的升华和诗性倾向渐渐演变成时尚化、快乐化、庸俗化的身体倾向,而这种时尚化、快乐化、庸俗化又与市场化、利益化现实连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偏离文学叙事的灵魂性、神圣性和崇高性,后来它们繁衍在其他一些作品中,也被利用而当作市场获利的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