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关于作家的思想者化
作者：朱 鸿
王蒙曾经提出作家应该学者化，这有其社会背景。在20世纪的某一个阶段，中国作家多以具有贫农成份才获信任，并使其作品行走于世，因为当时也是需要作家这种社会角色的。作家没有了，谁赋赞歌！可惜文化涵量不足，其作品远离风雅，摒弃温厚，简单且粗鄙。20世纪70年代以降，政治解冻，文艺复兴，作家进入宽松地写作。事实是，禁锢稍一打开，作家的创造力便暴发，并能给自己的国家提供软实力。恰恰处于这种格局，一些作家反倒踌躇不前，其病在知识的捉襟见肘。于是王蒙就提出了作家的学者化问题，强调文化修养对于作家的重要。王蒙之论，及时且智慧。
我是在作家学者化的启示之下考虑作家的思想者化问题的。学者化非常必要，因为作家不是什么大老粗所能担任的，固然大老粗也应受尊重。作家应该学富五车，然而这还不够。学者化是一个基础，王蒙的学者化也只不过是补残而已，但思想者化却是作家真正的升华和飞跃。
当然，思想者化并非要求作家有一个哲学的体系，若这样那么就干脆当康德或黑格尔算了。思想者化也并非一定要在作品之中长篇议论，像伏尔泰或狄德罗一样。作家不可能没有政治倾向和政治激情，但作家却不应该把作品作为政治工具，以实现政治意图，所以思想者化更非政治化。
有的作家会做一个社会阶层和一种社会力量的代言人，甚至他就是为一定的利益集团服务的。这样的作家在文学史上屡屡可见，即使今天，在朝鲜有，在美国也有。我完全理解这类作家，我以为不必苛求他们，也不应该责骂和嘲笑他们，因为作家本有选择的自由，本有充当代言人或进行服务的权力。这便是我所推崇的宽容态度。不过这类作家似乎不是真正的作家。他们应该算是一种载道作家吧！然而道有大有小，有正有邪，所以不可一概而论。这类作家有的是自觉的，有的是不自觉的，而有的则是无奈的。
一个作家若采用了意识形态化的生活为题材，那么他往往会受到误解。米兰·昆德拉便是这样一个捷克作家。1967年他出版了一部小说，其作品反映了社会以专制而产生的畸形，从而弥漫着一种凄苦的情绪。捷克当局认为他用小说向共和国进攻，其书遂遭查禁，其人也不得不移民法国，而西方一些论者则认为这部小说是对斯大林主义的控诉。这使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在两端受到误解，很是悲哀。他既谴责捷克当局的做法，也反感西方一些论者的观点，甚至他当场批评了西方的论者，他说：“请别把你们的斯大林主义难为我了。”多年之后，他仍在声明：“我的敌人是媚俗，不是共产主义！”米兰·昆德拉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时代，他所选择的题材难免具有意识形态化的气味，但其小说却是在诗意和哲理之中浸泡以后打捞出来的，艺术极为高超。遗憾世人总是注意其政治色彩，从而忽略了作品的艺术价值。米兰·昆德拉真是冤枉！这位捷克作家的文学活动显然提供了一种教训：作品与意识形态化的生活应该保持适度的距离。我的意思是，作家要严格选择题材，否则一端会枪毙你的作品，一端会利用你的作品，尤其是它会使你的作品短命。
在丛林行进，必须拨开种种草木枝蔓之蔽障，以防止腿脚的绊磕。探索作家的思想者化问题，有在丛林穿梭之感。为了顺利表达我的意见，我也就要先发地清除一些可能会夹缠的观点。当然意见遇袭总是难免，这也像在从林之中行进总会碰到纠葛是一样的。
实际上非常简单，我以为思想者化，是指作家的天职在于发现人类所遭遇的压抑和困境，并以形象化的述作，勇敢地为人类的精神解放开辟道路。人类早就处于不断解放的进程之中了。解放是与时俱进的，然而压抑与困境也是与时俱进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似乎准确地反映了人类的生存状况。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压抑和困境，每个时代也有每个时代的压抑与困境。作家便是要发现他身在其中的一种典型的压抑与困境，描绘它，表现它，并创造性地奇迹般地把自己的同胞从其中拯救出来，从而让人类的一个部分获得精神的解放。思想者化的作家大抵就是这样。当然，新的压抑和新的困境还会出现，所以新的思想者化的作家总是会有所承担，他们也不会失业。
作家的思想者化应该具备的基本品质是什么呢？其一，怀疑精神。人类的一切所谓文明，都在盘诘和重估之列。作家对自己身在其中的人类行为方式，尤其要一问为什么，再问为什么。其二，独立人格。作家有的会出身于所谓的社会底层，有的会出身于所谓的社会上流，作家在情感上和理念上烙下他所在社会阶层的烙印很是正常，但摆脱自己的圈子固有的影响却十分有益，无命可尊比有命不尊更是可贵。作家应该比老虎和狮子还要敢于自来自往。作家要做代言人就做所有人的代言人，以表现无限的行动和无限的梦幻，当然，作家是通过做自己国家和自己时代的代言人而做所有人的代言人的。其三，批判态度。包括作家在内的所有艺术家，本是用审美的眼睛衡量事物，容易看见生活的假丑恶，并合为时而述，合为事而作。颂扬自有颂扬者，然而作家属于批判者。作家不可以僭越自己的本分，变成颂扬者。其四，开拓人性的疆域。人性的版图已经绘制出来，这是前贤的功劳。不过人性仍像黑暗一样辽阔和苍茫，并有待天才的作家去垦荒，去耕植。我以为对人性的任何一点新的发现，都可能给一部作品嵌入杰出与伟大的宝石。其五，从现实进入存在。作家可以从现实写作出好文章，不过也许还可以从存在写作出更好的文章。存在就是人类具有的种种可能，勘探这些可能将使作家充满了冒险的快感。养成如斯品质的作家，就是作家的思想者化。这样的作家将激情不竭，灵感不断。他们永远会在燃烧，因为思想本是发光发热的火焰。
在文学史上，那些成为作家导师的作家，无不是思想者化的。法国拉伯雷的庞大固埃，是一个从母亲耳朵出生的人物，恰恰是他肩负了反对教会和神权的任务。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向风车舞剑，从而把一部小说变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的寓言。英国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难以决断生存还是毁灭，遂使忧郁弥漫到了整个世界。美国海明威的渔夫，虽然坚强得可叹，不过他得到的终于是一副鱼骨架，坚强也徒劳了。德国君特·格拉斯的奥斯卡，是一个呆在母亲子宫而不愿意出生的人物，后身高只有1.23米，然而能唱破玻璃，正是他打通了反思德国市民如何依附纳粹势力的管道。曹雪芹的贾宝玉，衔玉而生，遂在荒诞与魔幻的掩护之下，不仅仅唱出了一个王朝的挽歌，而且唱出了一种文明的挽歌。曹雪芹的作品，远接神话之奇妙，近融唐诗宋词之精美，是中国文学艺术之大成。曹雪芹的伟力和魅力，就在于此。
遗憾曹雪芹死，中国艺术精神便涣散了。陈子昂当年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今天，曹雪芹之后，文章道弊三百年矣！中国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就是在这种辽阔而荒凉的背景之下进行的。其中掀起过“五四”文学的浪潮，实践过人的文学之理念，并产生了鲁迅，然而悲哀啊悲哀，中国也出现过对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的思想改造，其一挥就把他们划进了臭且反动的范畴。改造几乎就是对思想的阉割。于是沈从文一类作家，干脆就用思想研究服饰或其他什么了，冰心一类作家，经过一阵思想的洗澡，虽然保存了思想的潜能，但思想却不得不隐藏起来，而偃旗息鼓了，而田汉一类作家则戴着领导的冠冕，个人的思想就幻化为国家的思想了。在这种气候之中，会有什么杰出与伟大的作品呢！什么也没有，这是连毛泽东也承认的。他在1975年签发了一部电影的发行以后抱怨说：没有小说，没有散文，没有诗歌！有一个在西安南部农村生活了十三年的柳青，尽管用其智慧绕着走，不过其作品还是掺进了国家政策的沙子，从而难以构成有价值的遗产。1978，形势发生变化。之后三十年，中国作家共同努力，把文学从一种喉舌状态之中引领出来，并时有喧哗和光彩的表现。然而毕竟作品与现实太近，作品与自然主义的生活太近，有的作品像承包的工程，有的作品为琐碎和污浊的细节所填充，有的作品滴答着味道杂混的汤汤水水，有的作品是没有灵魂的空壳子或肉皮囊！
中国作家现在应该特别意识到自己的天职，并通过自己的作品为国家增加软实力。不是谁都有机会处于让艺术突破的关口，然而胆怯，规避，谋取小名小利，将不会有艺术的突破。历史只会给那些竭尽求索的作家留下位置。在一种有专制元素的地域，饱含真理水分的作品无不命途多舛。然而正是这样的作品，才会不朽。不朽之作品总是诞生于禁锢之下，因为它是充满一种浓厚深重的郁闷的。仅仅为一己之私写作的人，不但有愧于国家和时代，而且时间必将像秋风吹落叶一样扫去他们。有的作家会在临终之际追悔莫及，他们会发现自己的作品没有意义，把才华都浪费了。当然，在今天惟有思想者化的作家才可能出现艺术的突破！
二ΟΟ七年十二月五日于窄门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