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陌生”的人,意外的书

作者:元 毅




  读书能读出陌生感,是本人最近以来对某部作品质量如何的一个简单而有效的评判标准,但这种经历可遇不可求,就很值得回味。时常是这样的情形,受到某些热炒力捧的蛊惑,我怀着世俗的好奇和幼稚的期待找到那部书,收获的却是一次次懊悔和警觉。但宋安娜的《神圣的渡口》给了我一个意外,因为我真真切切地从书里读出了那种久违了的陌生感。
  陌生感源于对一种未知域的蓦然回首,恍然大悟,于是孤陋寡闻如我者,这才知道天津曾经竟是一个神圣的“渡口”。如此而来,这座城市对于我便一下子陌生了许多。说起来很不好意思,天津是我生于斯长于斯,也歌于斯哭于斯的地方,虽非我的祖籍却甚于故土,尽管我无法像一些民俗学家那样对这座城市肌体的每一条纹路每一粒细胞都可以一一指认,如数家珍,至少不该陌生吧,堆积了半个世纪的城市往事,风土民情,就如同昔日丛生于天津郊外的野花乱草早已塞满了我的记忆。然而这次宋安娜着实让我惊讶了,原来我并不了解天津。我顺着书的章节和真实的历史图片进入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于是天津展现了自己不同寻常的另一面,在那些特殊岁月里,这座城市和一部分流亡的犹太人竟有着如此温暖的关系。时间应该回溯到19世纪末,那时候天津就开始有犹太人居住,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更是已达数千人之众,想起那场面来近乎于天方夜谭。畸形、屈辱的天津近代史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英、法、德、日、美、意、俄、奥、比等国先后闯来在这里像切蛋糕一样强辟租界,一座城市竟挂着象征强权的九个不同图案的国旗,整个世界独一无二。不过,这样的史实早已为人所共知,人们不清楚的是,天津还曾经拥有过一段包括教堂、俱乐部、医院、学校、餐厅、墓地等“硬件”设施在内的完整的犹太社区生活岁月,“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如此有序如此安宁的一段犹太社区生活岁月,却掩埋在了斑驳、幽暗、鲜为人知的历史深处。《神圣的渡口》如此这般地告诉读者:天津不仅仅是九河下梢的汇聚、市声喧闹的商埠、五方杂居的码头,也不仅仅是九国租界的所在地,还和悲悯、深沉、博大的人类意识有所嫁接,有所沟通,真该对昨天的天津重新打量一番了。
  “犹太人在天津”这段历史被打捞出来,当然应感谢这本书的作者。这也是我读这部书所遭遇的又一个陌生,对作者的陌生。屈指算来我认识宋安娜,或者说读她的作品已有30来年,差不多三分之一世纪,怎么可能陌生呢?这样一段悠长的恍如梦幻的岁月,足以使呱呱落地的女婴变成丰姿绰约的少妇,也足以使丰姿绰约的少妇变成眼花鬓白的老妪。过去我曾认为,供职于报社的宋安娜,具有“新闻眼”的特殊敏感和超常的文字生产速度,但于文学写作来说,其性别主体意识则比较稀薄,其作品取材常能超越自身性别的局限,尽管她的笔触不失细腻,优美,她的调子也还雅致,婉约,然而由于女性视角疏于深微,导致给读者的来自女性生命体验的冲击效果似显不足,这算不算一种偏见尚且不论,至少这部书使我真正领略到了宋安娜不同于一般小女人作家的慧眼和大气。记得近两年的几次见面,宋安娜都在说她正着手做的一件事——寻找犹太人在天津的资料,说如何如何山重水复柳暗花明,进度虽极缓慢却极有价值,这件事几乎占了工作之外的所有业余时间却乐此不疲。她像祥林嫂那样饶舌,只是比祥林嫂多了欣欣然的神往,老实说,听得多了,我曾“度君子之腹”地想,犹太人和天津恐怕十八杆子也搭不上啥关系的,会不会是写不出东西来的一种托词呢。事实上,宋安娜这次真的把时间、精力、心血、梦想和才华,一股脑押宝般地投进了那段被尘封已久的奇异往事,那段可以折射出犹太人命运奥秘和人性暖意的唏嘘往事,这就不但为天津近代史的研究提供一个独特视角,而且见证和充实了犹太民族永远不会屈服于悲剧命运的历史内涵。
  了解犹太民族在我们这个世界巨大而深广的影响,只需分别举出两个无与伦比的旷世智者——社会科学领域里的马克思和自然科学领域里的爱因斯坦,就可以了。然而多少年来,犹太民族却是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是一个长期流亡在他乡的没有祖国的民族。特别是在二战期间,数十万无辜的犹太人死于法西斯纳粹分子的血腥屠杀,更多的犹太人被逐出欧洲而沦为难民,颠沛流离,四处漂泊。这时候中国却向他们敞开了温暖的胸襟,天津作为当时中国工业和贸易最发达的城市,和上海、哈尔滨等地成了犹太人主要避难所之一。宋安娜要做的事就是告诉读者:“究竟是什么使天津庇护了这部分犹太人?犹太人在天津究竟怎样生活?这座城市给了他们什么、他们又给了这座城市什么?”如今时过境迁,昔日的犹太生活社区早已烟消云散,没有什么蛛丝马迹,甚至没有留下任何档案资料,于是宋安娜开始了长达六年的“从零”寻找。作者在书中详细勾描了一张在津犹太人居住地理分布图,复原出历史本貌,当然是她后来的劳动结晶,尽管她形容做这件事为“从零开始的远征令人意气风发”,但其中经历怎样的千曲百折完全可以想象。也就是读到这里,宋安娜变得陌生了。
  宋安娜的寻找收获了什么?简单列一个名单就可以知道:这里有中国人熟悉的老朋友、已经故去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先生(事实上爱泼斯坦早就在1957年成为了中国公民,并于196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多的是一些当时年龄很小而如今尚健在的中国人不知道的名字,他们是:生活在以色列的塞穆尔·米勒先生、本杰明·卡布宁斯基先生,生活在美国的伊莎贝尔·梅纳德女士、马丁·贝茨先生、利奥·奥尔伦斯先生、科特·维尼拜斯先生、索尔·布绿林先生、娃德·优偌女士、泰德·达瑞先生,生活在加拿大的瑞娜女士等等。如今他们都是耄耋老人了,他们最终定居于不同国家,并在各自工作领域有所贡献,但他们都没有忘记年轻时代在天津受到庇护的那段特殊岁月。他们自称为“天津犹太人”(有的则干脆称自己是“天津男孩”),就如同在上海生活过的自称为“上海犹太人”,在哈尔滨生活过的自称为“哈尔滨犹太人”一样,这是长期以来流散世界居无定所的犹太民族相互称谓的一种习惯。“一个人,出生和成长于一个地方,这地方的土地养活了他,这地方的雨露哺育了他,这地方的人情灌溉了他,这使他的生命里留下这地方深深的烙印,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岁月风尘如何浸染,有一分眷恋永远也割舍不掉,那便是乡情;任何民族,任何文化背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对“天津犹太人”来说,宋安娜非常年轻,宋安娜是风尘仆仆的寻找者,锲而不舍的打捞者,更是一个富于历史情怀的使者。他们听到了宋安娜叩访的呼唤,昔日的记忆就这样被一点点引燃,他们纷纷以各自的方式从四面八方回应着,他们想起了六七十年前中国那片温暖的胸襟,想起了那座位于东方渤海湾的遥远城市。
  在《神圣的渡口》的研讨会上,滕云先生曾颇具理论气势地一口气说出了十几个“边缘”,试图把该书的价值一网打尽:“在一个民族一个城市的边缘;在地方性和国际性的边缘;在时与空的边缘;在历史与现实的边缘;在人生与历史的边缘;在史学与文学的边缘;在新闻写作与文学写作的边缘;在新闻文学与报告文学的边缘;在新闻与旧闻的边缘;在纪实与感受的边缘;在探异和重构的边缘;在文献与口述的边缘;在记史与记人的边缘;在文字与图像的边缘;在知识性与趣味性的边缘;在民俗性与学术性的边缘;在社会写作与个人写作的边缘。它还涉及到民族文化的交流史、国际人道主义、中国怀抱与世界怀抱。”我不厌其详地将其罗列出来,当然是为图省事,而且我再怎么花样翻新怪招迭出,也肯定跳不出这些天罗地网般的理论范畴。很显然,陌生的宋安娜写了一部陌生的书,这部书切入了一个多种边缘的结合部,超越了文献,超越了新闻,也超越了文学,同样具有神圣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用“功德无量”来评价宋安娜的寻找和打捞,我想该不是溢美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