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王安忆与阿加莎·克里斯蒂
作者：何 英
我们选择了金庸作为文化偶像之一，老牌资本主义英国选择了阿加莎·克里斯蒂，都是权力与市场合谋的产物，这么说肯定有点绝对，但大致情形也就这样了。台湾作家三毛，是阿氏的迷恋者。三毛甚至说了，我热爱阿加莎·克里斯蒂所有的作品及她个人传奇性的一生。两个偶像之一呢，阿加莎1976年去世，没有机会听到、见到这位偶像的辉煌。金庸却对阿加莎有过高度评价，他说：克里斯蒂的写作功力一流，内容写实，逻辑性顺畅，也很会运用语言的趣味，阅读她的小说，在谜底没有揭露前，我会与作者斗智，这种过程令人非常享受！她作品的高明精彩之处在于，布局的巧妙使人完全意想不到，而谜底揭穿时，又十分合理，让人不得不信服。可见通俗作家的心是相通的，必有一些元素是他们可以拿来惺惺相惜的。
王安忆当然不能同以上人等相提并论，对她的评价已是没有多少争议的了，基本都认为她早已跻身一线，30年的努力奠定了她当代重要作家的位置。对这样一个丰产、多变、深阔的作家，描述、概括其风格都难乎其难，况且她自己差不多就是一个理论家，说起理论来滔滔不绝，批评家面对她就算不失语也是棋逢对手了。可就是这样的高手，仍然会在自己山重水绕的“诉说”里泄露心事，阿加莎·克里斯蒂就是她的心事之一。
当你追问某个作家的精神谱系，在经典文学史上找出她或他写作上的亲缘关系时，并不完全像他们自己解释的那样，动不动就是卡夫卡、加西亚·马尔克斯、雨果、罗曼·罗兰、福楼拜、托尔斯泰、福克纳……很可能就有一些文名不那么显赫，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这样的“师傅”。
有一阵子，王安忆特别强调小说的逻辑推理性，并身体力行地实践在她的小说里。长篇小说《米尼》和中篇小说《我爱比尔》显得尤为明显。她要演绎一个清白的女孩如何走上犯罪道路。她给自己出了一道题，类似数学或者物理题，需要一系列的解题步骤，要一步不缺地推演出最后的结果。大概那时候的作家都存着这种技术上的焦虑，一位余姓作家被认为是有暴力美学倾向的，写了很多暴力、杀人的故事，甚至不惜在一个中篇里完成好几个人死掉的任务。现在看来，这多少暴露了那一批作家当时的创作心态，他们对技术的崇拜、迷恋、炫耀达到了一种不正常的病态的地步。王安忆当然不会那么偏激，她演绎的道路要细密、结实、合理得多。这两个故事实际上很相似，女孩都是因为爱情，又碰上一些非常偶然的机缘，在犯罪的道路上一路滑下去。把故事倒过来看，这两个故事就像侦破纪实一样，十足有阿加莎·克里斯蒂的风味。
阿加莎的侦探小说，许多重要线索都来自于小报。再来看王安忆的这两部犯罪小说，其实女贼、卖淫犯这样的生活离王安忆真是十万八千里，她要写这样的故事，即使资源不是来自于小报、电视新闻，她也应该会借助这类小说的构成方式。对阿加莎深有研究的她，显然不能白白浪费了这一资源。阿加莎的故事是一场场的智力游戏，死亡、犯罪都不能抵消人性和世界的温文与美丽。“克里斯蒂的魅力在于她恐怖的娱乐，但她的文字一点不血腥。”（三毛语）维多利亚式的良好教养使克里斯蒂保持着女性的仁慈心性，即使写谋杀，也不愿写得太丑恶，女性的死一般都会有一个体面的结局，在事发前选择服毒或其他自杀方式，以免受辱。于是，阿加莎“舒适推理”的风格在米尼们的故事中或隐或现，使“盗窃和卖淫犯米尼就像一个女知识分子”。（李静）尽管如此，谁也不能说王安忆结构的故事不合理。它们太合理了，简直无懈可击。它们完全服从日常生活的逻辑，又用王安忆式细密的日常情节一路铺排下来，在纹理细腻、内容均匀的织体上，没有漏洞，没有疵点；又像一个大的拼图游戏，每一块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在她的“人性都是相通的”总原则基础上，女孩最终走向深渊的悬疑有了答案。她平静、超脱的叙述也都有了落脚点，“总之，不能太离谱了”。这符合王安忆一贯的世界观和人性论。在她题材众多的小说群里，这两个犯罪故事显得很特别，好像存心训练或炫技一般，要达到的效果不外乎是阿加莎式的效果——“你可以放弃意义的追寻，径直进入故事”。
王安忆将阿加莎的作品称为“华丽家族”，并且概括说：克里斯蒂令人目眩的谋杀案，其实都是由一些简朴的理由生发的。她就像编织毛线活的女工，凭着简单的工具、材料、加上基本针法——于是，杂树生花，万树千树。这段话可看作是她自己小说构成的某种互文性因素。“写作资源就意味着生存札记。写作中材料的紧张紧缺对我真是一个问题。我个人经历比较简单，生活环境比较简单，个人也比较喜欢安静的生活，不喜欢变动的生活，所以我始终感到我的砖头很少。”王安忆承认自己是一个比较缺乏材料的人，“因为你不是一个积极参与的人，你很害怕生活，那么你就只能过一种假想的生活、虚拟的生活。……你光是去看的话很多事情你就看不懂”。于是，她也凭着简单的工具、材料、加上基本针法，她的小说也杂树生花、万树千树起来。就是一个女孩到底怎样走上犯罪道路的，她敷演了一个《米尼》、一个《我爱比尔》；一个上海里弄的普通女孩怎样平淡又传奇的一生，她敷演了两个长篇，一个《长恨歌》、一个《桃之夭夭》；对精神自我的审视和追索情结，使她先有了“审父”名篇《叔叔的故事》，又在《启蒙时代》里继续南昌对父亲的质疑；由于对现实的失望和不满，寄情于精神的乌托邦，她先后写了《纪实与虚构》、《乌托邦诗篇》；作为亲历亲见过“文革”的一代人，她不能错过这一写作资源，于是有了《文革轶事》、《流逝》、《启蒙时代》等；她的新加坡血亲关系使她能够写出《伤心太平洋》、《新加坡人》；农村女孩怎样融入城市的最初经历，是她的《上种红菱下种藕》、《富萍》的叙述线索；至于她自己1969年初中毕业的经历又是《69届初中生》的直接资源……
这些“简朴的理由”、“简单的材料”构成了王安忆的“华丽家族”。但她的工具可不简单，她的“基本针法”也绝不是区区侦探小说可以比拟的。她在津津乐道于世俗生活的表象或内里的同时，始终不忘对精神层面的探秘与掘进，这使评论家们对于她显出了某种束手无策，你看她的那些《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逐鹿中街》、《妙妙》、《歌星日本来》、《香港的情与爱》，甚至包括《长恨歌》，都是俗得可以的，她曾经批评“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物，真是很俗气的，傅雷曾批评其恶俗，并不言过”。她自己其实也是这一路的，但她高明，始终不给批评家把柄。她还有《叔叔的故事》、《纪实与虚构》、《乌托邦诗篇》、《启蒙时代》这样的，但即使是这样，在她用自己不是很多的砖头来垒她的通天塔的时候，你依然可以感到阿加莎式的“基本针法”。那就是她评价阿加莎小说的一句话：“这块碎片，从事实上脱落，最终又回到事实，终于各就各位，复原了事实的全部，依然是具象的生活。”王安忆是离不开“具象的生活”的，哪怕再精神层面的，抽象的、思辨的、哲理的内容，她还是要依靠“具象的生活”来实现，她是永远要遵从现实的合理性的。而她真正写得好的也正是这一部分。就好像《纪实与虚构》里的那两部分相脱节的内容，“我”虚构了祖先横枪跃马、自由驰骋的历史生活，与之相对应的却是“我”琐屑委顿又充满质感的现实生活，尽管作者着意构画了一个壮丽诗意的乌托邦世界，可人们感到的仍是它的空洞与虚妄，而“我”琐屑委顿的现实生活，倒因为作者的擅长与滚瓜烂熟，显得摇曳生姿“贴心贴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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