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只想看到活生生的人
作者：赵月斌
“英雄”是个好词，“革命”是个好题材，“牺牲”绝对是好样儿的，古今中外，概莫如是。所以，无论是希腊神话、荷马史诗还是我们的侠义小说、“红色经典”，都流淌着相通的血性，尊崇“义人”、“烈士”大概也是人类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具体说到中国，我们的英雄情结似乎更浓一些，“见义勇为、舍生取义”自古以来就是一种至高的人格境界，贪生怕死的缩头乌龟当然要遭人唾骂的。因此，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写英雄”似乎先天就占据了绝对优势，不管写得好坏，只要“英雄”就是好的。于是乎，人们像忽地发现了英雄的好处，重写红色经典、翻拍革命题材遂成时尚，不绝于耳的枪炮声喊杀声不但响彻于荧屏黄金时间，而且回荡在田野村头，引得一些热血沸腾的写家和分不清红灯记、红灯照的草台班子一头扎进这个大熔炉中，却不知是不是把好钢炼成了废铁。时至今日，常见我们的作家、导演仍热衷于手起刀落、马革裹尸，仍把杀人、复仇当作英雄的筹码，以一种残酷的暴力美学表现所谓的英雄行为，这种手法未免过于轻率、简单。当你看到一颗颗人头像瓜瓢一样骨碌碌滚落一地，看到一顿机枪连射顿时血肉横飞尸横遍野的场面，怎么可能把此类的“英雄壮举”与我们要弘扬的民族精神联系到一起？假如一味地用这种粗暴的方式处理近百年来的革命史、战争史，我们的文学、影视未免太空洞太苍白，即使产量再大，塑造的正面形象再多，最多也只是昔日“高大全”的升级版。当“革命英雄主义”被大面积、想当然地浅薄化、庸俗化的时候，无怪乎有关部门出来声明说，“主旋律”不等同于革命历史题材。毕竟，我们反观历史、回顾战争，不是为了唤醒人们嗜血的基因，而是在歌唱英雄的同时不忘敬畏生命、呼唤正义、礼赞和平，不忘国人所褒扬的“义”应该是敞开的、包容的，它不单要面向一时一事，还要面向更为广阔的人类空间，直至永恒。
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将“义气”理解成了“义”，往往将豪狠理解成了勇敢，往往将不怕死理解成了壮烈，于是许多杀人者都被鲜血染成了榜样，许多杀人事件都被鲜血染出了光荣，似乎这也是一种传统。关于杀人和被杀，一部《史记》早已多有详述，古人当然不会用现代的标准去衡量他笔下的人物，可是，若以当下的眼光去看当下某些“走红”之作，又有几多超越了两千年前的太史公？
这里仅说五位“名垂后世”的刺客。
曹沫：即兴表演
司马迁对刺客情有独钟，在《史记》中专为列传，开篇第一位即曹沫。
鲁国大将曹沫虽有“勇力”，却三战三败，吓得鲁庄公赶紧向齐割地求和。然而，两国会盟时，曹沫却突然“执匕首劫齐桓公”，要他归还土地，桓公只得答应，于是，“曹沫三战所亡地尽复予鲁”。在这里，曹沫算不上真正的刺客，最多只能算半个刺客，他并不想把齐桓公杀死，只是想拿匕首吓唬吓唬人罢了，他的用意只在为自己消除国土沦丧之耻，说到底还是出于自私的个人目的。看他的理由：“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甚矣。”
强者有强者的逻辑，弱者有弱者的逻辑。曹沫表面显得勇猛，执行的却是弱者逻辑。当游戏的双方的实力过分悬殊时，弱者便会大义凛然地破坏游戏规则，他们自己会觉得顺理成章，旁观者也会觉得情有可原，这时弱者的逻辑实为无赖逻辑。至于强者，只能无条件地遵守被破坏的游戏规则，以示强者的尊严。大人不计小人过，强者不跟弱者一般见识。所以，曹沫耍完无赖仍“颜色不变，辞令如故”，齐桓公虽怒，为了不“失天下之援”，也只得装孙子，“既已言”，就要言必行，行必果。
正是：无赖因无赖得天下，英雄因英雄失天下。其后刘邦和项羽即如是。
专诸：行货的下场
伍子胥劝吴王僚伐楚，吴公子光说他“欲自为报私仇也”，伍子胥则看出公子光“有内志，未可说以外事”，所谓“内志”，就是杀吴王僚取而代之。伍以公掩私，光则以私掩私，二人的出发点都是自己。既各有所图，就可达成“一致”，互为利用，伍子胥要利用吴国报家仇，公子光要利用伍子胥得到吴国，为了各自的目的，他们走到一起来了。
在他们两人中间，专诸成了工具。伍子胥把专诸送给公子光，专诸替公子光杀了吴王僚。且听专诸行刺前所作的一番利害分析：“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如我何？”也就是说，他抓住了吴国处于内忧外困的“绝好时机”而大功告成，于是公子光成了吴王，伍子胥成了权臣，专诸成了烈士。私心的力量是强大的，为成一己之私，他们对国家兴亡已全然不顾。私与私联合成的“公”是可怕的，私与私媾和出的“同”是可怕的，他们对外称公义，对内称同志，绕来绕去还是绕不过一个“私”！
公子光对专诸顿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听听，说得多感人啊，说着“我就是你”，目的却是让人家去死。可专诸也不是傻瓜呀，他为什么就听从伍子胥的，听公子光的，心甘情愿去献身呢？个中原因太史公也没交代，但最后有一句“阖闾乃封专诸之子以为上卿”，莫非专诸拼了命就是为了给儿子换个官做？若为此，或还说得过去。如果仅为名，我只能当他是傻蛋：明摆着伍子胥公子光只是把他当成了“行货”。这样的刺客也够可怜的。
豫让：行为艺术
豫让是一个执着的刺客。
最初豫让追从范氏、中行氏，但“无所知名”，后来“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宠之”。后来智伯被赵襄子等人诛杀，豫让的复仇事业也便悄然开张。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也。”从豫让的话里可以看到，在未行动之前，他已判定自己“必为……而死”，这样才可“报智伯”，至于“报仇”与否，反倒不怎么重要，他需要的只是一死。
第一次行刺，豫让看中了厕所，更名改姓为“刑人”，在那臭哄哄的地方等着赵襄子如厕，谁知赵襄子心眼太多，识破了他的企图，这当口豫让只有死的份儿了，然而赵襄子偏偏没有成全这位刺客的美意，反而夸他为义人、贤人，“卒释之去”——把他放了。
不过，赵襄子的宽赦并未熄灭豫让复仇、赴死的欲念。有人劝他佯装归服赵襄子，骗取信任后再“为所欲”。可是豫让却给自己划了一道底线，他不愿做一个“怀二心以事其君”的卑鄙小人，他要做个让“天下后世”那些“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感到羞愧的正人君子。天下——空间、后世——时间，难得豫让将复仇、死难之事思虑得如此阔大，再联系到他“漆身为厉（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的举动，直觉得豫让是一位很有头脑的行为艺术家，对他来说行刺本身并不重要，重要是他的自残肉体，是他的拒绝和坚守。
很难想象豫让扮作乞丐会有接近赵襄子的机会，当然也很难想象他埋伏在赵襄子“所当过之桥下”会有什么奇迹，暴露是必然的，这次“行刺”的结果又是未曾出手便成囚。在赵襄子眼里，豫让的执迷不悟有些不可理喻了，所以他没有再一次予以表扬，而是不无嘲讽地提起了陈年旧事：想当年范氏、中行氏可都是被智伯灭掉的，你非但没为他们报仇反而“委质”于仇人智伯，现在为什么单单非要为智伯报仇？假如这时豫让不开口，他的表演可能会更有深度，谁知他偏偏说出了理由，这一说不要紧，使得这位行为艺术家大大跌份了：范氏、中行氏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说来说去，原来还是为了他自己，看来如果智伯没有给他开小灶，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委身于赵襄子。他的做人原则何尝不是“有奶便是娘”的实用主义？这也叫义？这也叫贤？说到底，不过私心而已。他的是非标准就是自己的荣辱得失，给他好处的就是好，对他好的就是好，不管那“好”有什么背景和缘由。在这点上，一千多年后的武松正是以豫让为榜样的，那“施恩”略施恩惠，就把这位打虎英雄收伏了，就能撺掇着他去打人行凶。这也叫“义举”？这种为一人计的报恩、报仇，岂不可悲、可怕？没有白吃的午餐，所谓“施恩”，明摆着带有目的性、功利性，一方面是“施”，一方面是“恩”，施恩者在给予之前就已预算好了回报，只是为了获得加倍的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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