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这种人的“故居”开发不得（外一则）
作者：陈福康
何先生文中说，他先是写了一篇《抗战胜利60周年的“张爱玲热”》，那本是某一家杂志编辑的约稿。来索稿时，何先生向编辑说明了他要写的内容，编辑欣然同意，而且还作了助兴的鼓励，说这些日子捧张爱玲连同其夫（陈按，有朋友说，称姘夫更合适一点）胡兰成的起哄实在太不像话，是该谈谈这问题，以正视听。何先生原以为那篇文章的发表不会有问题，不料稿子拿去半个月后却被编辑满脸尴尬地退了回来，说上面不让发。现在，议论某些事和人常有关碍，这个何先生懂；但何先生没想到的是，大汉奸胡兰成和他的老婆（陈按，有朋友说，称姘妇更合适一点）张爱玲也碰不得，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举国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之际，“对附逆的丑类可以大肆吹捧，而相反的意见却不容问世，这不是反了么? ”这就是何先生在《文学自由谈》发表的这篇文章的题目的由来。我记得，郑振铎先生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写的《锄奸续论》中，揭露国民党当局包庇汉奸时说：“我们觉得‘天理、国法、人情’，在今日似乎都有些颠倒！”没想到，何先生今天也发出了类似的感慨！
何先生说，他本来也并不特别关注张爱玲和胡兰成被追捧这档子事，前些年“捧张风”春云初展时，他发表过一篇《不以人废言和知人论世》（陈按，记得好像也刊于《文学自由谈》），里面提到了这对宝贝儿。“这些年来，文化市场大面积滑落，垃圾文化充斥，各种肉麻当有趣的奇闻怪事已见惯不惊”，令他连发发议论的兴致也已鼓不起来。这回之所以又对这对宝贝儿议论起来，是感于江苏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前所长陈辽先生的盛意督促。何先生说，是陈辽先生“触动了我的良知之故”。何先生与陈先生只在多年前的几次学术讨论会上碰过面，素无交往，也从不通音讯。2005年8月间，陈先生忽然来了个电话，告诉何先生：据台湾某报消息，上海某大学将于10月间召开“张爱玲国际学术讨论会”。陈辽先生说，际此抗战胜利60周年，为这样一个附逆文人开会纪念，不是对爱国主义精神的嘲弄，民族气节的挑衅么? 何先生激于义愤，于是就写了那篇后来被退的《抗战胜利60周年的“张爱玲热”》。
好在后来《文学自由谈》发表的《这不是反了么？》中，全文照录了那篇被退稿。这不仅让我们读到了一篇妙文，让何先生、陈先生和很多像我一样的读者出了一口憋着的恶气，更是为文坛伸张了正义。否则，我简直怀疑我们现在还要不要“民族大义”这样的话语了。
《这不是反了么？》说：“据悉，由于几位正义人士的仗义执言，明理的有关当局已经制止了陈辽先生所告知的那个‘张爱玲国际讨论会’。但怪事却仍层出不穷。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这个汉奸老婆原来和胡兰成的‘香巢’，坐落在上海南京西路常德路口的常德公寓(旧称爱丁顿公寓)赫然挂出了‘张爱玲故居’的招牌，俨然将这汉奸老婆当作伟人来供奉了。至于南北报刊对张爱玲、胡兰成连带对夏志清《小说史》的吹捧叫卖，更是如火如荼。什么叫丧心病狂?这就是。中国人民遭敌寇的屠杀，遭汉奸的蹂躏刚过去60年，人们竟会如此健忘，这，这，这，该说什么好呢?”
我后来在路过常德路时，也看到了那块招牌。电脑网上也可以看到那块招牌，而且好像有过两块。我感到丑极了。我甚至也不禁想起了何先生说的“丧心病狂”一语。
何先生是抗日战争的亲历者。他记得张爱玲“在敌伪时期，她一面在南京陪随着胡逆周旋于周佛海、林柏生等汉奸头子之间，一面又在上海走俏于敌伪统治下的文坛。在敌伪圈子里，她和胡兰成自然是一对才子才女，但在浴血抗日的人民和呻吟于敌伪凌虐下的百姓眼里，这两人分明是一对狗男女!直到1945年‘八一五’日寇宣布投降，汪伪政权作鸟兽散，胡兰成逃窜到温州时，张爱玲还痴情地赶去和胡逆共命运。只是因为这逆贼已经另姘上一个伪军官的小老婆，张爱玲才哀怨地和他告别。如此痴恋一个丧失了民族大义的逆贼的女人，其品格、其灵魂难道还须费词解说么?”因为何先生激愤之下用了一个民间俗词“狗男女”，就有人痛心疾首，在报纸上发文，义正辞严地说何先生是什么“话语暴力”，“反文明”，说研究“文学现象”是不能骂人的。我当时看了真有点发噱。
何先生那写的是“研究论文”吗？那是嬉笑怒骂的杂文啊！何先生文章是在研究所谓“文学现象”吗？那是在痛斥附逆的“宝贝儿”啊！就是骂了一句“狗男女”又怎样呢？记得当年郑振铎先生在抗战胜利后写的《锄奸续论》，就说过“关于‘奸’‘伪’一类的东西”连狗都不如，其实称他们为狗都不配，“他们是为虎作前驱的‘伥’；他们是蝗虫；他们是‘野狼’。他们是民族的败类，人群的渣滓……”还有批评家说，何先生是“政治压倒文学”。难道一谈张爱玲，甚至胡兰成，就都算是“文学”了？难道什么东西只要一沾上“文学”的边，就都变成反不得的“文明”了？（这使人联想到某“诗人”杀妻，竟也为有些人津津乐道，变得似乎成了一件有诗意的事了）难道那种对张爱玲甚至胡兰成的无耻的追捧，不就是一种带有政治性的行为？何先生激愤地反驳对他的非难：“胡扯!……这里面有百年中国的灾难史和屈辱史，有亿万人民的血泪，有抗争和背叛的斗争，有民族气节……内容沉重得不胜载负！”
当时，我也想写篇文章“声援”何先生，但考虑到我如写这样的文章那家报纸不会发，也就没有写。反正何先生的驳斥文章已经说得很透彻了。
不料在2007年8月某家报纸的头版上，又读到了《上海拟开发张爱玲故居》的报道：“位于上海常德路195号的常德公寓曾是上海女作家张爱玲的住所，因此成为众多‘张迷’心中的‘圣地’，近年来，经常有海内外‘张迷’前来拜访，但由于故居内有居民居住，并不对外开放，很多人只能悻悻而归。据悉，上海静安区目前正筹划把常德公寓建设为一个文化名人书店……”“据了解，常德公寓所在的上海静安区人民政府正积极着力准备方案，重新定位张爱玲故居，为此特别邀请了沪上专家学者，对常德公寓改造方案听取多方建议。一些专家认为，常德公寓尽管几易其主，内部格局调整过，但仍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作为普通民居实属资源浪费。不管故居改建设计方案如何，605室都应当被辟出，恢复成张爱玲当年居住时的模样。据悉，目前初步设计方案为将公寓部分楼面设为名人书店，同时开放故居供游客参观，使其成为上海新的文化地标。”
上海及外地还有一些别的报纸也发表了这一消息。
看了这则头版报道，如果内容属实，我对常德公寓所在的区人民政府真是佩服得不得了。在中央要求各级政府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当今，居然有这样的觉悟和魄力，“正积极着力准备方案”，要“开发张爱玲故居”，“使其成为上海新的文化地标”！于是我就上网，寻找该区人民政府的网站，想找“区长信箱”，向区长谈谈一介草民的想法，岂料“区长信箱”几个字在网站上倒是有的，但根本就不接受市民的信。没办法，我只好写一篇文章想争取在报上发表了。
我想，既然报纸上可以公开报道这样的消息，那么，作为一个上海市民谈谈自己的一点不赞成的想法，总也是可以的吧?岂料投了市内好几家报纸，都不愿登；又投了国内南北几家报纸，还是都不愿登。都好像非常有忌讳似的。最初我还打算用笔名，后来一想怕什么，就用真名实姓，堂堂正正，文责自负；却不料那些报纸的主政人竟这样胆小！（陈按，过了近半年，《中华读书报》给我登了）原先以头版报道《上海拟开发张爱玲故居》的那家报纸，我认识其副总编，就半开玩笑地问她：“我这样的人有没有言论自由？”在我的“激将法”之下，她终于答应发表我的文章，删去了一些她以为太“刺激”的语句。我想，删掉一点能发，总比发不出好。然而最后还是没有见报！我打电话去问，总编的解释说：这条“开发张爱玲故居”的消息是不确切的，已引起有关“督察部门”的查询。他说消息来源是此前上海某早报的报道。然而我感到不解的是，“不确切”的消息可以醒目地登在头版，在已经造成了重大影响后，读者的反对意见却坚决不登，这算是负责任的态度吗？如果说先前是传谣，那么你也有责任辟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