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中国文化与“三十年”
作者：毛志成
1978年后出生的年轻人，也包括中老年的无知者，大约看封建王朝（特别是清朝）的电视剧看多了，如《康熙私访》、《雍正王朝》、《还珠格格》等等，认为封建社会、封建帝王、封建人物也很可爱，挺开明，与今天的现实生活差不多，甚而更好。殊不知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执政期间，也是文字狱搞得很凶的年代。直接被杀或间接被杀的知识分子，以及各式被牵连的受难者，加在一起计有1.9亿人！这是已故著名学者潘旭澜先生统计的。什么是文字狱？主要指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包括对言论、文化作品的禁锢。这种封建传统的余毒，一直延续到近代、当代。真正有力的解决，是改革开放这三十年！
做为文人，往往有个积习，这就是有意寻疵，我也如是。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我写的批评性文章也不少。为什么批评？本意仍在关心时事。也就是说，认为对某种对象的批评很值得。若是认为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连批评也没用了，也不值得了，那才是对该社会、该时代的彻底失望。
因此，我要毫无偏见地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文化，说几句公正、客观的话：好得很！了不起！
公正地说，客观地说，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生态最好的三十年。我不是说这三十年的文化在所有方面都优于古代文化、前代文化，我只是说文化做为一种生存状态，这三十年是最佳的，最可爱的。
必须承认，三十年之前，直到前代、古代，中国文化的基本品格从属于农业文明，贬称为“小农文明”。古典式的小农文明也曾产生过辉煌的大人物和大作品，如老子、庄子、曹雪芹及其作品《老子》、《庄子》、《红楼梦》等，享有世界性的声誉。如《老子》，在今天的全世界发行总量上仍居第二位（仅次于《圣经》），单是世界各国的译本至少不低于47种。但是要明白，那样的小农文明是小农统治者的文明，而不是小农本身的文明（包括号称民歌的《诗经》）。
什么是小农自身的文明呢？指的是文人赞美小农的作品和小农本人写的作品。写小农之美的作品，在几十年前太多太多了，巨著也不少，如《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艳阳天》、《金光大道》等等。小农本人写的作品也不少，如50年代郭沫若先生挂名主编的《红旗歌谣》。上述的作品功不可没，但具有基本小农基因的文化，它的局限性或落后性仍不可忽视，这就是对人性优劣的判定以政治性、阶级性为基本标准。这样的作品（特别是小农自身搞的作品），走向极端之后就注定要堕化为对政治的迷信或愚忠。我多次提到《红旗歌谣》中当年一首最走红的“民歌”：“党是亲娘俺是孩，一头扑进娘的怀。咕咚咕咚吃个够，谁拉俺也不起来！”这样美化小农，无异于美化愚昧和美化寄生意识。
除了文学作品之外，那时的学术作品，尤其是史学著作，在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往往也固守在阶级斗争和官方示意的圈子中。如对儒家、法家的态度，如对秦始皇的态度，包括对李白、杜甫的不同态度，政治示意、官方示意的比重太大了！
无论是古典小农文明（即小农统治者的文明），还是当代小农文明（即小农自身的文明），都很难挣脱两种落后性，一是对自然科学的无知和对现代技术的排斥，一是对人性认识的浅薄和对民主意识的冷漠。那时的所谓热爱劳动人民，其中的劳动人民主要指毫无文化的纯粹体力劳动者，而对知识分子和知识性劳动则颇冷淡，颇多疑。
改革开放三十年，巨大的转化在哪里呢？虽然表现的方面很多，但首要的也是根本性的转化却是：从当年与封建之根有种种瓜葛的农业文明（小农文明）转化为现代的工业文明、商业文明。搞工业文明，取得成绩最大的是自然科学，是科技。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谁也不能否定。当年连电话都没见过或都不会打的平民，连西服都没见过也不会制作的人，今天不少的人家都安装了电话，都会使用手机，都会用电脑“上网”，都会使用或制作新款时装。特别是火箭上天，飞船登月，自然科学的进步和物质文化的腾飞是中国此前没有过的事，不感谢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怎么成？
说到社会科学，包括文学创作或学术著述、理论研究，尽管我们可以挑剔出它的种种不足，种种缺憾，但有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即文化生态的良好。而文化生态的良好，首要标志就是出现了“多元化”的生动画面。我们当年经历过文化一元化的悲剧。政治压倒一切的一元化文学，一元化学术，一元化理念，一元化的思维模式、情感模式、语言模式，这是很多人都能回忆的。连作家、学者、诗人、艺人本身也是一元化的，都在奉命、官定和极小的允许度中生存。
文化的改革开放三十年，第一伟绩就是允许和尊重多元化！
什么叫允许多元化？通俗地说就是你怎样想、怎样说、怎样写都随你的便（公认的违规违法言行除外）。例如说，在文学作品中你想玩古、玩洋、玩深沉、玩庸俗，随你的便；你想继续推崇“正统”，而且还可能带有一点“今不如昔”意味，也随你的便；你想当“另类”，写些有违使平常人、正常人都瞠目结舌的怪诞念头或怪诞事物，同样随你的便；在写爱情时你追求从一而终，包括讴歌古式的贞节烈女，随你的便；你美滋滋地赞美婚前恋、婚外恋、多头恋，也随你的便。在学术作品中，尤其是史学作品中，你搞的是正史、信史或野史、秘史、稗史、隐史，都随你的便。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你继续保持传统的定评，依旧认为该人是爱国者、英烈或卖国者、叛徒，也随你的便。有人将原来的定评翻过来，甚而为确实的卖国贼、汉奸、叛徒辩解几句，讲讲这些人的情有可原之处，也随你的便！中国几千年的言论自由问题始终没有彻底解决，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大体上做到了，这太不容易了！虽然言论自由问题尚有难度，尚未百分之百地解决，但社会毕竟在发展，时代毕竟在前进。只有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发展、只有进步才是文化生态优质化的最大吉兆，最大福音。
即使在表述方式（特别是语言形式）上，三十年的变化也是醒目的。当年的公文式语言、口号式语言、假大空式语言以及种种模式化语言，另如以土、俗、浅、野为时髦的语言，日益少了起来。代之而起的是有独立风格、有自己个性的语言多了起来。也就是说，客观式的记录日益向主观式的思考转化。思维、情感以及表达方式上有了“我”的特色，这是文化搞活的第一标志。无论什么人，连“我”都不知为何物，连思维和语言都是人云亦云式的，很难创造出活文化。
当然，将“我思、我说、我写”搞得极端化，迈向“唯自我”的误区，也是文化的一种堕化。如果把文化分成类别，我看只有三种：一是有益的，二是无害的，三是有害的。对待这三种文化的正确态度是：提倡有益的，允许无害的，反对有害的。在这里，对“无害的”这一类文化的态度是很重要的。提倡仅仅无害的作品，而淡漠或否定有益的作品，是对文化的一种不负责任；将“无害的”作品定为斥责对象、打击对象，是对文化的一种捆绑，两者都是错误的。比这更重要的是，强令作家必须或只能写“有益”作品（尤其是仅仅去写官方认定的“有益作品”），或是鼓励作家一窝蜂地去写闲谈式的“无害”之作，不鼓励他们去写直刺时弊、为民呼号的有益之作，这都是偏颇，也是文化上的一种无为。可喜的是，三十年中的作家所写的作品大量是有益的、无害的。赤裸裸的有害之作固然有，只有极少数人喝彩而大多数人鄙弃。这也说明三十年中的中国文化生态是健康的，应当肯定。
当然，不足之处以及种种缺点，毕竟是有的。我看，最醒目的缺点之一就是文化批评的疲软化，甚而缺席！像任何事物一样，都不能回避批评或拒绝批评。我刚刚在一个杂志《中关村》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为《对人类，必须进行批评！》。连人类都需要批评，何况文化、文学！
我认为当前文化、文学的缺点之一是德育功能的退化。不过，在谈到道德问题时，包括在谈作家的道德问题时，古今不少人都有偏颇之感。有人一谈道德，就沿用孔子的道德原则，“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是说，作家的唯一使命就是用君子的教诲和行为去感化人，自己也专一积德行善，此外再无任何利益需求。像当年所说的“三忠于”、“四无限”，统统丢弃个人利益，行不行呢？事实上是行不通的。在这一点上，孔子的隔代晚辈孟子说得比较实在些：“义者，利也。”也就是说，连任何功利（包括社会功利和个人功利）的意识都没有的人，我看除了愚人就是伪君子。作家有一点功利（名利）意识没什么，很正常。关键是作家的功利意识与某些人的唯利是图毕竟应该有一点区别，要多多少少分出一点气力和心思关心他自己之外的人，关心自己家门之外的社会，否则也就不能称之为作家。现在的问题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世风中，从名利合理渐渐变成名利神圣。在这样的文化气候、文化土壤、文化环境中，弄出的某些文化作品很可能只安于舞文弄墨而淡于对真实的文明含量的提高。
不过这毕竟是局部的或暂时的现象，就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总形势来看，必须承认这三十年的文化更像文化（包括文学更像文学）。原因是：文化取向更加趋于“以人为本”，立足于对人本身、人生本身、人性本身的关注。而不是像三十年前、数百年来、数千年来那样以宗教式的教义为本，以抽象的理念为本，以奉命式的或听命式的口号为本。将人还原为人本身，将社会行为还原为人性行为本身，将人为制作的历史记录还原为真实的历史本身，将代人书写的修饰式的人生还原为真实的人生本身，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化上的巨大演进。我不是虚假的歌功颂德派，有时甚而是指瑕派。但用客观公正的角度来审视这三十年，我的基本看法只能是：文化真的改革了，真的开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