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鲁迅的文章如何“注”
作者：蔡 盛
中国现代作家，其研究者之众，大概鲁迅顶尖。而作品注释之多，恐怕亦无出其右者。
想在文学园地里刨出点名堂，必须多读读鲁迅的文章。在课堂上学习鲁迅先生的文章时，老师曾传授我们这么一条“写作秘笈”。后来练习写作时，怕被人耻笑，硬是从牙缝里抠出钱去买鲁迅先生的书，人模狗样地捧着啃。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每次打开先生的书，非愁即烦——注释太多。
我讨厌注多的文章。①、〔2〕之类的符号如山路上的酸枣枝子，要么侧身而绕，要么以手轻移。先前读先生的文章，边读边翻阅注释，思绪跟着翻来倒去，难以形成完整清晰的印象。后来采取读完再看注释的办法，还是找不到阅读的畅快感——标明文后有注的符号像个别骄横的交警，不定啥时就会冒出来冲你横眉抬胳膊，人家其实只是抬手挖鼻屎，你也会本能地减减速。
坦白交代，我天资一般，学历不高。在初中复读一年后考上师范，没读多少书——考上中专就跳出农门，谁还“犯傻”啃书啊。后来到省城进修，仅为一纸文凭而已，卷子划拉满准能及格。课余时间多为调动、猎美等事乱蹦达，也没读几本书。再后来拿本科红本本，入学考试请枪手，面授辅导找人替，丢死人了。工作之余更不用说了，革命小酒天天喝，徒增几两肥油罢了，一年读多少本书纯粹是写年终总结时扯的淡。我坦白这些，纯粹是为了说明，就我这等水平之人看来，鲁迅文后好多注释实在是没甚必要。
手头最新版本的鲁迅著作，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版、1995年第2次印刷的，县新华书店清理库存时买的几本减价书。也就借以吧唧吧唧嘴皮子吧。
《准风月谈》之《晨凉漫记》有15条注释，张献忠、苏武、玄奘、孔明、王莽、王安石、李自成等7条注释似乎没多大必要。其他文章注释中的古代历史人物，如黄巢、岳飞、文天祥，李白、沈括、欧阳修，秦始皇、汉高祖、成吉思汗等，稍有点文史知识的不会不知道。近现代历史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徐志摩、梁实秋、胡适，林语堂、刘半农、胡绳，施蛰存、刘海粟、郭沫若，袁世凯、孙传芳、汪精卫等，凡是念完初中的人应该有所耳闻。
在历史上留下点痕迹的人物，大都有字有号，有的还有死后专用号，我们上学时都学过也考过这类常识。说荆公、李长吉、韩退之、陆放翁等有可能一时想不起来，但注明王安石、李贺、韩愈、陆游就行了，何须再把人家的生平、业绩等介绍一番呢？
读鲁迅之文的，大都有点文史基础，没读过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莫泊桑、高尔基、安徒生等人的著作，难道连这些世界名人也没听说过？老祖宗传下的《孟子》、《庄子》、《论语》、《易经》、《三字经》、《百家姓》等，可能现在好多人没读过，也读不大懂（首先包括我），但也没必要告诉我们这是本什么样的书吧？至于莘莘学子、卧薪尝胆等成语和优生学、犹太人等名词，似乎也没必要加注。
让人好笑的是，曹操、秦桧、慈禧太后和林黛玉、郑板桥、梅兰芳等在民间知名度颇高的人物，木兰从军、狸猫换太子、孙行者与二郎神斗法之类的家喻户晓的故事，居然也加以注解。即便一天学也没上过的老农，不知道驸马、泰山石敢当的恐怕也找不出几个吧？
如此一来，注比文长也就不足为奇了。此举若是为文化水平低的人着想，那咱就没啥好说的了。看来，先生的文集还肩负着“扫盲”的文化重任，真是功莫大焉。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自然不如学者、专家，也不至于连姜太公、土行孙等鬼神人物都不知道吧？若担心群众看不懂，干脆像中学生的文言文辅导书，把有关字词解释一遍后再直来直去译一遍好了。
文章写出来是给时人看的，引用诗词、典故、事件时，首先考虑到时人是否大都能懂。否则，要么在文中简要解释一下，要么另寻他辞。随着时光的流逝，有些文章是非加注不可的，如《诗经》、《楚辞》等，作者或整理者不可能考虑后人是否能读懂——即便有这个想法也不可能做到，否则先人们就直接用白话文写作，而不给“考古”者留碗饭吃了。
给前人的文章加注是很正常的事，但注多注少、注简注繁就有学问了。这本就是个费力难讨好的差事，何况又是给高居神坛的鲁迅之文加注了。读者素质不一，注多注少只能因人而异，也怨不得加注者。一篇千字文，加上百条注，再全部标上拼音，在乡下文盲的眼里还是天书。对鲁研界人士而言，即便一注不加，也丝毫不妨碍阅读。
读鲁迅先生的文章，搅我思绪的不光是令人讨厌的可有可无的注释，还有一些生硬的词语和“陌生”的译名。
先生的语言脱胎于文言文，有不少词语系两词合并，干净硬朗，很有嚼头。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语境的变迁，有些词语已固定下来，如倒楣、豫备、豫言，今天规范的写法分别是倒霉、预备、预言。这类词语虽不至于让人曲解，但还是让人念叨一番的。有个别词语时下已很少用，如绍介（介绍）、运命（命运）等，易伤文气。对这两类词语，读书时嘀咕了一番，挺多，好在我不是研究人员，就随口说这几个吧。
柴霍甫，你知道是谁？契诃夫是也。西万提司，写《堂吉诃德》的塞万提斯也。先生所处的年代，翻译界还没兴盛起来，未形成不会母语先学外语的热潮，也就怨不得先生了。类似的音译，能否改成以后固定下来的通译，让后人更畅快地阅读呢？先生已无力去做，一代代研究者为何无视先生的“心病”呢？
照我想，先生今日仍然如果活着，第一要务一定是修订自己的文集，删除多事者加的注释，修改一些在今天看来不够规范的词语和音译，把自己的作品收拾干净。在我们看来，这些算不上什么瑕疵，但在先生眼里可能是天大的遗憾。作家都想让自己的作品尽可能地完善，想必先生也不例外。
已故作家的作品须维持原貌，这是个原则问题。但在一些词语上作与时俱进的“技术性”修订，有助于作品的完美，有助于后人的阅读，绝不会对作品及作家带来一丝不利影响。如“蒲陶”，直接改为“葡萄”得了，还注什么解呀。若有非原装书不看，连别字也不遗漏的主儿，让他去找以前的版本好了，找到底稿更好。
鲁迅那种二三十年代正处于发轫期尚未完全脱离文言文影响的白话文字也有时疙疙瘩瘩，读起来总有些含混，有些字现在也不那么用了，譬如把“的”一律写做“底”，好像错别字似的，语气也变得夹生。
对王朔这段话，有同感的肯定大有人在。早些年常见的“伊（她）”，“底（的）”，许多书中已不见了，包括鲁迅先生的一些书。看来，先生的文章也不是不能“改”。
新版的《鲁迅全集》18卷990元，未买。据说新增注释1000余条，修订注释1000余条。既然说先生是现代作家，白话文大师，怎么注释反而越来越多，搞得注释直追原文字数的屁股。这么个修订法，倘若过些年再版，就肯定鼻子大过头了。
新版的《鲁迅全集》增收佚文20余万字，校勘改动1000余处。校勘也就是弥补先前的疏漏，这也证明，先生的文章还是能“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