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由《负罪》创作主题说开去
作者：王向锋
惟诚送来这本大书时，拿着就很压手，书名《负罪》乍看上去也不像女性作者的作品，很沉重似的。
所谓“负罪”，谁之罪呢？当然主要是指主人公钟铁山身负之“罪”，内心所负之罪。作品围绕钟铁山造成的一起车祸开始。他趁着雪夜将死者偷偷拉到自家后院里掩埋，又将死者遗下的女婴抚养成人。此后这一家人之间发生的恩怨情仇的故事，就此展开……
那个无人知晓的孽债如影随形地跟了他后半生，他逃不掉也躲不开，他越是想赎，到头来罪越深重，就这样走过去，陷入自己掘就的宿命的泥潭之中。
一个鲜活的生命，原本生猛的灵魂，在挣扎了27年之后，最终还是毁灭了他一生的幸福。这是个带预言性的故事，我们习惯把这样的人生悲剧看作是所谓“天命”。
细读之后会发现这个故事中其实每个人都有罪，自觉的和不自觉的，他们同样生存在艰辛中，在欲望的宣泄中，在爱与恨的交织中挣扎，让人联想到现实人生中又有多少人生故事有着似曾相识的结局呢？
这让人想起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原罪”说。这个故事中的人们相互关联着，依存着，爱着，怨着争斗着，每一个人都是别人的“罪”的牺牲品，同时也是“罪”的制造者。
也许作者并没刻意，只是敏锐地把这个生活的怪圈一步步描述，展开，使之直观地凸现出来，把这个普通乡村里发生的普通故事主题指向更高的层面，使之有了更深的内涵。
尽管开篇提要中说这是个东方版的《呼啸山庄》，也像是大陆版的《搭错车》，这是指情节的相似性，依我看就主题而言，更是一个《罪与罚》的主题。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阅读启蒙时代的文学名著时，常常看到有关“罪与罚”的主题，那些有关沉沦与拯救的故事常常让人们感叹不已，即使是后来读到的大量现代主义作品中也常常看到这样的主题。
对比之下，我们的文学作品中似乎就没有这么多的思辨，没有这么较劲。于是想到，也许东方人的文化心理中原本就不习惯拷问灵魂，追问自我内心，这些关乎生命本质的哲学问题是西方哲学背景下的产物，印象中在我们的文学概念里，似乎除了“鬼魂”常常出现之外，就没有灵魂这个概念。我们传统小说和“话本”看中的是道德层面上的善恶忠奸、是非曲直等等，乃至连新文化运动之后兴起的那些文学大家也存有很浓的泛道德化倾向。他们重在讲述凄苦、叹息命运、申诉不公令人觉得哀伤大于愤怒，善良正直是那么脆弱。比如巴金、老舍、曹禺等人的名作少有看到壮烈、奋争悲剧后面人性的光芒。哀伤大于希望、无奈大于追问。
这种东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差异性一直困扰着我。
也许说中国文学作品缺少哲学思辨后的深刻寓意是无知的妄言，也许不能简单地用西方思潮来类比。中国文学观念中有自己的赎罪意识，有自己的“原罪”观。只是它们大多是以道德化的公案方式来表达的罢了。比如“因果报应”对立，“天理难容”、“权人挡道”、“世风不古”、“礼崩乐坏”之类，但是“公道自在人心”，老天终会说话，中国不是有儒、释、道学说吗，更有易学深奥无尽，虽说新文化以来的文学已有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精神，但许多作品深处的价值观还是离不开这些文脉，只是改作了白话词语的表达。
也的确，如此深奥的东西两大文学的价值观很难用正确与否论什么高低。也许认识到两者差异性的所在本就是一种结论。
《负罪》中的钟铁山一家的悲剧是个缩影，你会发现大到一个村子，一个社会群体，常常是在表面平静安详之中，沉沦着，翻滚着，起伏着，甚至有些幸福地陷下去。譬如，一个人的一只脚陷入沼泽，另一只脚就来奋力相助，手忙脚乱看上去很像舞蹈，但却是越陷越深了。
生活中我常常看到一个个小的旋涡，裹绕着形成一个更大的旋涡，很是壮观，可最终还是向下的，这在逻辑上是种悖论。
读者同情主人公钟铁山的命运，还因为他是个忠厚的人，曾经健壮，聪明，干练，有力气，见过些世面，在乡下是个人物，但恰恰是他走向愿望的反面，给故事带来更大的残酷性，这典型就更有了寓言性质。
同时作者也不回避他自私狭隘阴暗的一面，他的挣扎、无奈，徒劳无益，正是许许多多现实人生的真实写照，因而显得更丰富、更有看头。这一点也是小说隐含的现代性写作特征。
《负罪》的语言不避其详地铺陈到情节中去，那种平时的口语化方式与原生态的生活氛围和节奏十分契合，也与表面平静的日子下潜伏的湍湍暗流形成反差。
读过《负罪》不觉地想起近年来更多的这类作品，它们的主题直逼生活的本质，不粉饰，甚至是把作品放在聚光灯下观察。我会想到现代主义作家萨特的名作《呕吐》，似乎不搭界，但许多新时期以来的先锋作家的作品让人联想到残酷的生活有时是令人呕吐的。
悲剧的命运，人物内心的扭曲，无法解脱的窘境，也许不会因种族不同文化不同而不同。也不会随着时间和时代的不同而彻底消除，如美国作家辛格所说的一句话：“人类的基本问题永远无法彻底解决。”
虽然《负罪》故事发生的环境比较封闭，但纠结出纷繁的枝节，因而增加了可读性。
这时作者的笔触绕开道德教化的积习，追问真相，发出欲望之火烧燎的艳丽光影，这样的主题和结构，不仅使作品有了深度，也更符合当代许多读者的阅读需求。时代在发展，作家群的创作意识与手法越发多元化，这当然是进步，也意味着是对单元价值的消解。
这是个双刃剑，缺憾是有的，换一个角度想，我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崛起的那一批名家作品中，早就看到这种直面人生勇于深入本质的写作。比如，莫言、格非，还有贾平凹等等。他们不约而同地指向现实中的种种怪圈，在做撕开表皮看筋骨的尝试，那成绩彰然地摆在那儿。往远处说，他们源于卡夫卡开启的现代主义思潮，让人想到《城堡》和《宣判》一类的作品。
此处，我无意用名家的作品来类比《负罪》，是想说，这部作品的主题倾向与前面的名家作品立意上有某些契合，有某种精神思潮上相关联的地方。这个看似纯中国的乡村题材，一个重因果的东方情节与现代主义作品有着相似的指向，同样涉及一个生存的怪圈。
无疑，新时期以来的前卫作家作品的先锋性，突破了中国泛道德观念的传统，继承了鲁迅提出的直面人生的精神。
虽说许多名家也在直面人生，但细想一类作品更看重公平问题、道德问题、善恶问题。比如《家》、《春》、《秋》，比如《雷雨》、《日出》、《四世同堂》、《茶馆》等等。而另一类作品更注重挖掘生命的价值问题、生存的意义问题、人生的困境问题，更具思辨性。这些是现代主义作品的重要特征，不仅反应在象征性、意识流、梦幻手法运用的多少上。
新时期以来，这批具有先锋性的作家作品，受到文坛内外的高度关注，几乎引领了纯文学的又一个高峰。然而，高潮之中，依然有某种遗憾，在这批作家作品中，常常看到这种近于残酷的真实之后，还有什么？比如《废都》之于沉沦，《檀香刑》之于残忍，还有什么？
我们的作家们经历了许多，学养是有的，也有丰厚的积淀，但我们缺少西方文明中的人文主义传统，也没有拯救原罪的文化心理基础，即使当代先锋文学的名家，除了揭示苦难心灵的疮疤，哀婉叹息，反反复复描写善良的被蹂躏，罪恶的嚣张之外，少有更深的主题，实在是值得反思的，需要直面的。如果期望更有出息的大作品问世，必然要从这个坎儿上迈过去，不仅是新人文精神的再造，应有更宽广、更富于哲思的新探索、新发现、新的信仰之光。
由此我联想到那些人文精神深厚的大师们，何以持久地影响人们的精神，自莎士比亚、雨果，托尔斯泰，至肖伯纳、海明威、毛姆等等，不必细数，我们看到许多有国际影响的大家在作品中对生命创化精神的赞美，那种在苦难中体现出的人格力量，那种给残酷现实以俯视的人文视角，那种作品背后的精神力量，那种作者所持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不仅在直面人生，也让人看到人类自我拯救的力量和人性的闪光。
也许膨化时代已经来了。
也许英雄时代已经结束。
也许当代人不再希图救世情怀。
也许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潮已成为时尚。
但人生的基本点和人性的基本问题依然存在，生命的创化潜能依然存在。
这些本是文坛大家们关心和讨论的问题，因为阅读《负罪》，因为感受到这部小说深刻的审美价值，不由得信口开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