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紧扣时代脉搏的民主启示录
作者：石一宁
显然，这部报告文学涉及的是一个当代重大题材，而且是一个重大社会题材。它的写作难度不言而喻。然而作者知难而进，以严肃的态度、理性的精神，以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迫切关怀与深度思索，投入了这部作品的艰苦采访、大量资料研读和多次删改的案头写作之中。正是对这次创作的充分理解，作者没有轻率处理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在合寨村发祥这一历史事件，而是在记述合寨村农民选举出村民委员会而无意中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奇迹的同时，也回顾了自太平天国以降至今100多年来中国乡村自治的历史，揭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诞生的曲折经过，扫描了村民委员会选举在中国农村从艰难推行、回流反复到终于稳住脚步扎根广大农民心中的演进历程，勾勒了村民自治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现实图景及其引起的世界关注，并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途径。深远广阔的历史与现实背景，冷静客观的思考与判断，以及作者对中国农民的尊敬情感，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乐观与信心，赋予了作品厚重的内涵、明朗的色彩和昂扬的调子。
这部报告文学写作的困难首先在于其高度的政治性使作者的思想与学识面临严峻的考验。政论性是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重要特性，《震惊世界的广西农民》的题材更决定了其浓重的政论色彩，也决定了其对作者的政治素质、政治眼光及分寸感等等的格外要求。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研究了古今中外的民主理论，尤其是深入考察并充分揭示了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与成就，从而站在了时代的制高点上，使作品大胆而智慧，大气而深刻。其次，在叙事层面上，这一题材也是对作者写作才能的一个挑战。合寨村村民委员会，是由蒙宝亮、蒙光新、韦焕能、蒙成顺等20多位壮族农民一起组织村民选举成立的。这就决定了作品需要面对和叙写的是一个人物群体。同时，事情发生于20多年前，对某些细节当事人记忆的出入已不可避免。不能集中笔墨刻画一个两个贯穿始终的人物以及对细节的还原存在障碍，这对历史情境的具体再现无疑会有影响。然而作者一方面以多头的、细致的采访工作力图消除随着岁月流逝而产生的记忆隔阂，同时根据采访和调查对已见之有关著作的某些细节进行纠正，比如对“村民委员会”的冠名权是属于合寨村的农民，还是某位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这个“说法”的辨析——从而以更丰富更真实的细节复原历史的面貌，呈现历史的生动性；另一方面，作者不止于对合寨村民主选举的叙写，而是放笔寥廓，纵写中国乡村自治史，横观当今村民选举万花筒，使得作品的肌体更丰满，内涵更厚实，意义更普遍。
作为一部紧扣着时代脉搏的报告文学，我认为《震惊世界的广西农民》的主要价值当然不是它在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叙事层面进行了哪些尝试，而是它在与现实的关系、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哪些原初的、草根的经验，提供了哪些形象生动的启示。
那么，这部作品给予读者的启示是什么呢？我认为，至少有这几个方面。一，民主是人民利益的要求。合寨村之所以成立起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成为中国村民自治的发源地，不是合寨村的村民们有多么深刻的思想、有多么高远的追求，而是因为分田到户后社会治安状况“六多一少”：赌博多、盗窃多、砍伐树林多、唱痞山歌多、放浪荡牛马多、搞封建迷信活动多，管事的人少。“为了保卫集体和个人财产，维护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所以他们要民主自治。正如作者在作品中发出的感喟：“乡下人虽然懒得去弄懂什么‘人权’、‘民主’、‘人生价值’等等名词，但是他们的生存现实却告诉他们这些东西是生活中的必需品，就像庄稼人必须要有田地一样。”二，民主与法制互为依存。合寨村村民委员会成立之时，还由群众通过了《村规民约》，并由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滥觞。这也活生生地证明了一个真理：民主的存在必须有法律的保障；而仅有法治没有民主就会变成人治。三，基层民主也是关键。这部作品具体而细微地描写了中国农民如何在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旧体制之后，释放出强烈的基层政治参与意识，通过村民委员会这个自治组织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因此，我颇为赞同作者在作品中所云：“村民自治中的民主选举，正是中国式民主的必经之路。”然而，作者的另一段话，我却认为有些瑕疵：“民主选举，与文化无关，与素质无关，与经济利益有关，与共识性思维有关。”民主选举也许与学历或文化程度无关，与道德修养等素质无关，但与“民主文化” （包括民主传统、民主信念、民主程序等）和“民主素质”（由“民主文化”熏陶而成）绝对有关。作品中所写的村民自治后来出现了反复，固然有许多原因，但与许多基层干部也包括农民的“民主文化”淡薄与“民主素质”欠缺不能说没有关系。与民主关系最大的固然是利益，但对“民主文化”的陌生与“民主素质”的缺乏，也会使选民无法认清自己的利益，会使他们为了眼前的利益（比如贿选）而作出伤害自己长远利益（也是社会利益）的选择。对此，作品中引用的彭真委员长于1987年所说的一番话正是醍醐灌顶：“上下结合就会加快社会主义民主的进程。把村民委员会办好，使人人养成民主生活的习惯，这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一项很重要的基础。”
学者甘阳借用韦伯以最广泛的政治参与来凝聚民族政治认同的“政治民族”理论提出，改革开放至今，社会分殊化的程度已使中国在社会层面具有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中国现代经济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已经历史性地提出了中国如何走向“政治民族”的问题。如果这一问题不解决，中国必将呈现只有日益多元分散的社会离心力，却无法通过一种制度化的全国性政治过程来整合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这是因为，正如韦伯在一个世纪前对自己的祖国德国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迅速崛起为欧洲经济大国所深感忧虑的那样：一个长期积弱的落后民族在经济上突然崛起必然隐含一个致命的内在危险，即它将迅速暴露落后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这种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难以成熟之间的强烈反差不但将使民族振兴的愿望付诸流水，甚至会造成灾难性的结局即民族本身的解体。而纳粹的兴起、覆亡与德意志民族分裂为东西德证实了韦伯的担忧。中国农村拥有全国多数人口，经济文化发展与城市差距悬殊，因此在农村举行民主选举，使广大农民通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而学习和熟悉民主文化，“使人人养成民主生活的习惯”，对中国走向“政治民族”，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无疑是必不可少、极为重要的一步。王布衣和《广西文学》抓住这一意义非凡的题材，不仅再次演绎了文学与时代与现实的辩证关系，而且也别具慧心与慧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