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当文学遭遇耳光
作者：赵月斌
还是先从一场闹剧开始吧。
话说某作家发表了一部以“文人”为主角的“小说”，引来一帮“文人”纷纷对号入座，认为小说中的反面人物是对他们的“恶意中伤”和“人格丑化”，因此，“数十名被伤害的作家无不愤慨”，其中一个更是怒火中烧，多次扬言要“打死”那个“给文坛抹黑”的“文学败类”，后来果真带人闯入该“败类”的办公室，对其进行了一通“围殴”。据打人者自陈，他只是“打了他一个耳光，但绝对不是殴打。整个作协的人都想打他，这个耳光大家都叫好”。写小说吻合了现实——或者说冒犯了现实，竟被“现实”抽了一个耳光，对于作者和读者来说，都委实不怎么“文学”。我们不禁要问：小说该是这样写、这样读的么？文学与现实，竟是中伤与被中伤、耳光与被耳光的关系么？
因为写小说被人抓住把柄，甚至吃上官司，这样的事例并不鲜见，尤其是这种靠吃窝边草增肥的“仿真小说”，更容易露出毛绒绒的尾巴，让恼羞成怒的“现实”逮个正着。套用另一位作家的“解读”来说，就如同你以为逮的是兔子，其实是一只鸭子，你杀了鸭子，其实也没杀死，只是煮熟了，其实也没煮熟，因为它飞走了，其实也没飞走，因为它又掉到了鸭塘里……这种来自“现实”的小说就这样死不瞑目地返回了现实。当然，对此我们大可不必伤心，如果乐观一点，还可以称之为艺术与生活的互动：虽然作家们制造的“文学”形同槁木，但他们制造的“事件”却足够生动，为这个娱乐时代平添了许多搞笑的种子。所以，尽管文学（特别是小说）一再以非文学的形式搔首弄姿，非文学一再以文学的面目招摇过市，却已不值得大惊小怪，所谓“文学”，不过是一只人人可以得而烹之的兔子或鸭子。
所幸中国作家一向不甘寂寞，也从未停下奋勇前行的脚丫子，他们不急不躁，不等不靠，有条件要写，没条件也要写，生生用一支支贫寒的笔写出了一朵朵狗尾巴花。因此我们看到，各路好手们你方唱罢我登场，总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用文学的油彩涂抹出的浮光掠影。结果，“文学”的处境越来越暧昧，它之所以还能不时引起“关注”，要么是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幻觉，要么就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群体狂欢，不过，许多“文人秀”大都过于直来直去，缺少足够的技术含量，比较起来，另有高手的表演引人注目。他们大多遵行着质证生活、针砭时弊的现实主义传统，所写作品基本离不开人间万象、世俗民生，与常态的“现实”有着纠缠交结的紧密联系，即使某些钩沉往事的“历史小说”，也无可避免地打上了“现实”的烙印。比起素有神学背景的西方文学来，中国文学似乎注定要迷恋“一地鸡毛”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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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不再兜圈子啦，下面讨论阎连科。
关于阎连科，目前最让人振奋的莫过于网上流传的一个消息，说是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十有八九要花落中国。并且，那消息说得有鼻子有眼，要被诺贝尔之花砸到的人十有八九该是阎连科。为了证明阎连科具备获奖的实力，就拿他的长篇新作《风雅颂》粗略展示一下。
首先，就如那部挨耳光的小说一样，《风雅颂》甫一发表即引起现实世界的强烈反弹。直接原因是有人“对号入座”，认为它堂而皇之、无中生有地影射了“北大”。怎样“影射”的呢？它写的“清燕大学是皇城里最好的文科大学”，还有一个可与“未名湖”划等号的“无名湖”，这不是影射“北大”又是什么呢？所以，后果很严重，“北大”很生气。为了避免谬种流传，损害北大的百年声誉，有人跑到三角地烧了一本《风雅颂》，还号召更多的北大人都去买而焚之。来自北大的压力不容小觑，在出版单行本时，“无名湖”悄然有了名字，叫“荷湖”。由此看来，好像阎连科真的有点理亏，既然你惹不起，何必捅那个蚂蜂窝？如果仅是一个小水塘(用阎的话说“不过是一个词语而已”)引起的误会，又何必在乎那些小肚鸡肠的北大人说三道四呢？既然某些爱较真的读者偏偏要端起屎盆子往自个儿头上扣，就让他们扣去好了。然而阎连科并不释然，进而辩称，他所写的大学只是“我的大学”，他所写人物也是他本人的“精神自传”，说他影射“北大”，简直比荒谬更荒谬。阎连科旨在“写虚”，“北大”却要将其“坐实”，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可见，阎连科没遇到他的理想读者，他以为掌握了崂山道士的穿墙术，却撞到了硬邦邦的“现实”。此其一，说明《风雅颂》存在解读的难度。
其次，《风雅颂》创造了一个自认为完美的文本系统。该小说的形式体例脱胎于中国古代诗歌典籍《诗经》，并且每个章节的名称、内容都与《诗经》相应和，从而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与现实人生融会贯通，使得小说既含藏古典的意蕴，又闪耀着现代的光辉。别的不说，仅是其中摘引的《诗经》原文，就够你研究三年两载的。仅这一条，《风雅颂》就赛过《尤里西斯》——乔伊斯只是在情节上大致比附《荷马史诗》，阎连科竟把“诗三百”一首一首播种到了他的故事中，这等功夫，谁人能敌？此其二，说明《风雅颂》具有广阔的审美空间，具有成为绝世经典的潜质。
还有至为重要的一点：《风雅颂》把“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一个无可企及的新高度。阎连科与“现实主义”较劲已经很久了，几乎每出一本书，都要被一些文学掮客拉去与某种“主义”缠绵一番。什么魔幻现实主义、狂想现实主义、寓言现实主义、幻想主义、黑色幽默、后现代等等，不一而足，不过最受青睐的仍是不断变脸的“现实主义”。几年前《受活》出版的时候，他曾在《代后记》中将“我们几十年来所倡导的”那种“庸俗的现实主义”结结实实痛扁了一顿，把它斥为阻碍和谋杀中国文学的“罪魁祸首”、“最大元凶”，指出“真正的现实主义”是“来自于内心的、灵魂的一切”，亦即“超越主义的现实主义”。这一次，他的“现实主义”又换了新面目，唤作“荒诞现实主义”，不仅如此，在这本书的腰封上，还赫然印着“中国荒诞现实主义大师”云云，看来阎连科终于在“现实主义”的大熔炉里修成了正果，足以黄袍加身、君临天下了。虽然阎连科还扭扭捏捏，对此封号推脱不就，说是书商不守信用，在他背后捣鬼，不过依我看，对阎连科来说，这顶“大师”的帽子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试想当今文坛，有哪个能够像他那样，不但兢兢业业地致力于小说写作，而且孜孜以求地探索、发展并重构了现实主义理论？所以，把阎连科奉为大师一点也不为过。谁若不以为然，尽可读读《风雅颂》。在这部惊世骇俗的小说里，既有你想得到的，更有你想不到的，那些让你瞠目结舌的畸人异事，怎一个“荒诞”了得！那位研究《诗经》的副教授教化疯子又感化风尘女子，忽而杀人者忽而救赎者，在京城和故乡之外找到了一个与世无争的“诗经古城”，让教授、博导和妓女群居混交，几如其乐融融的世外桃源。阎连科的大师之处就在于，他不光帮那些沉重的肉身谋划了逍遥之地，而且为许多迷惘的灵魂指明了皈依的方向。在这个颠倒众生的世代，真不啻于一锅提醐灌顶、起死回生的还魂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阎连科以他卓越的胆识和智慧，重新夺回了芸芸众生业已失守的精神家园，为他们挖到了堙没在浮华下的信仰之根。此其三，说明《风雅颂》承载着巨大的思想架构，完全可以研发成一整套“荒诞学”。
通过以上分析，你不得不认定，阎连科确乎写出了一堆骄然独步的非凡文字。我们有理由相信，《风雅颂》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是否和什么奖相遇倒在其次，最主要的是，它既代表了过去那种旧主义的终结，又昭示了一种新主义的崛起：在这里，阎连科不但埋葬了所谓的庸俗现实主义，获求了“另外的现实”，而且把“荒诞”上升为“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使文学创作“绝对的个性化，用自己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充分表达出作者的“内心和灵魂”。比之于《受活》时期的咋咋唬唬、絮絮叨叨，现在的阎连科更为“放肆”、“狂妄”，他放肆得如同飞出玻璃缸的鱼，狂妄得像砸出太平洋的陨石。的的确确，在《风雅颂》的微妙语境中，即便离开水，即便脱离轨道，阎连科也能左右逢源，也能轰轰烈烈。他随心所欲，敢于“逾矩”，用他的能给时代消毒的“唾沫”，为你超度出一幕幕“不存在的存在”、“不真实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