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偏爱之后的偏见
作者：余开伟
去年8月9日，南方某报“文学·电视”版以头条位置，登载了该报记者对马悦然的长篇专访，发表了他盛赞山西作家曹乃谦的系列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的详细谈话，使人大开眼界。马悦然称曹乃谦是“一个真正的乡巴佬”，他在《温家窑风景的译后记》中说：“我简直不懂为什么大陆的文学评论家没有足够地注意到曹乃谦的作品。”这当然是为曹作家抱屈不平，对中国的文学评论家隐含指责的公开质问。只是出于外国访问学者的礼貌，这种质问比较平和，温良恭俭让，颇有谦谦君子的风度。但骨子里对中国大陆文学评论家的藐视则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和外国访问学者，马先生当然有自由对中国文学界发表高论，无论这种高论客观与否，都应该得到中国文学界应有的尊重。只是使我犯疑的是，马悦然已经八十多岁高龄，他到底有多少时间和精力阅读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作品，他的中文功底和对中国文学现状的观察、了解和研究到底达到怎样精深的程度，他拥有多少足够的根据和调研结果如此看待当前的中国文学和中国评论家？
笔者虽写过评论，但确实孤陋寡闻，同样是一个“真正的乡巴佬”，我从来不知道、也无从知道马悦然对中国文学研究有什么权威著作，不知道他拥有多么深厚的中国文学修养和超拔的胆识，使他有足够的胆气对中国文学和文学评论颐指气使、居高临下地指手划脚。读到马悦然的上述谈话时，我很不以为然，一直指望中国文学界有人作出回应。然而，使我十分失望的是，从去年到今年，我耐心等待了足足一年，至今中国文学界对此却默默无声，这是令人诧异和遗憾的。难道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言论就是金科玉律无可质疑，难道中国文学界已经失去了起码的尊严和自信吗？我想决非如此。至少我还有起码的勇气，忍不住要发出声言作为迟到的回应。
要知道，马悦然享有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显赫身份，自然是一种殊荣，但它仅仅是一种特殊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并不是真正的实际文学成就的标志，真正实际文学成就的标志是货真价实的文学著作和翻译作品，这不是显赫的文学头衔和地位所能代替的。作为瑞典学者精通中文能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固然可贵和难得。但这并不等于对研究复杂丰富的中国文学有着精深的造诣。对于一个外国学者来说，无论他怎样权威风光，怎样众星捧月，对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个态势和客观现状，都会存在一定的隔膜和间距，都会存在某种认识的局限性。通观全球、达到中西文化无差别境界的全知全能的世界文学专家恐怕根本就不存在。马悦然站在西方文化观念和文化背景的角度，对中国本土一些特殊的现实存在投射关注的目光，由于中西方历史渊源和审美要求的相异和差距，由于地域和空间的限制，他对中国作家曹乃谦的作品产生偏爱是可以理解的。但马悦然不能要求对自己民族历史文化传统有着切身感受和认知的中国文学评论家都像他一样对曹乃谦的作品产生同样的兴趣，并同样地赞誉有加，这是不现实的，是对中国文化传统一知半解形成的一种偏见，很难被中国文学界所认同。
马悦然为什么对曹乃谦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产生特殊偏爱呢？主要是因为这部作品赤裸裸地描述了贫穷落后的山西农村一群无法娶亲的光棍汉们现实的生存困境和背离常态的畸形的社会生活。他在《温家窑印象记》一文中记述了亲临实地的考察感受：“村里的光棍们最喜欢吃的是油炸糕，最盼望的就是娶个女人。村里的人物多半是一些年轻的或中年的光棍，除了渴望吃饱外，他们都渴望着跟一个女人睡觉。光棍们把跟女人‘睡觉’说成‘做那个啥’。在温家窑娶一个女人要花两千块钱，光棍们穷，买不起女人，就只有跟自己的妹妹，或者跟自己的母亲‘做那个啥’，实在没有办法，就得找一个母羊来代替女人。”上述这种极为罕见、特殊的乱伦、乱性的异化人群，使马悦然如同猎奇的生物探险家在原始森林中发现与世隔绝停留在母系社会生活方式的原始人种一样兴奋不已，促使他不顾年迈高龄，不远万里飘洋过海到中国山西农村温家窑进行实地考察，然后津津乐道，大肆宣扬。
曹乃谦所写的就是上述温家窑这些触目惊心阴暗、丑陋的“风景”。马悦然读到曹乃谦小说的感觉是“一看就发现他是一个很特殊的值得翻译的作家”。盖源于一种猎奇、猎丑、猎异的暧昧心态。我不知道尊敬的读者们读到马悦然以上述说和言论是什么感觉，我当时读到以上文字就像吃进了几只苍绳一样恶心、沮丧，仿佛受到强烈的刺激和羞辱。一个养尊处优的外国学者，以如此狭窄、阴沉的眼光和轻蔑、鄙视的口气来宣扬展示中国农村贫穷落后地区愚昧、丑陋的痈疽，我感觉起码的民族自尊受到深深伤害，而决不会像曹乃谦那样志得意满，振振有词。他不无欣慰地说：“我写的是真人真事儿。我想告诉现今的人们，和将来一百年乃至一千年以后的人们，你们有些同胞、有些祖先曾经这样活着。”作家为自己描写这些违背人伦的异化现象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进行自我辩护和自我张扬，并深信他的作品可以流传百年、乃至千年被后代所铭记，如此自信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如果确实如曹乃谦自己所强调的《温家窑风景》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作品，那就应该属于纪实文学范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小说作品。小说作品比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纪实文学作品要求有更高的艺术真实性和审美高度。从小说的文学角度来看，《温家窑风景》无论题材选择、描写视点还是就艺术表现力来说，都不够成熟，粗浅而偏异，不大符合民族传统的价值倾向，不大适应读者正常的审美标准，只是满足了某些读者的猎奇、猎异需要，实在与精品杰作相去甚远。它的问世难以和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比肩竞争，难以引起评论家们足够的重视的原因是作品本身存在局限性和致命缺陷所造成的。凭心而论，评论家们似乎并未犯有失职的过错。据我所知，有的报刊曾经以马悦然的评论为由对这部作品大肆鼓吹，但反响平平，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几家报刊进行第二轮炒作，也并未使曹乃谦这部作品火爆起来，可见马悦然的偏爱多不靠谱，他对中国评论家的质问只是一种愚蠢的偏见而已。
我们并不否认像曹乃谦所描写的山西农村温家窑那些光棍汉们极端畸形的生存状态是一种客观存在，但这只是一种极为罕见的个例。在中国广大农村中，绝大多数光棍汉们决不会像温家窑的光棍汉那样，由于性饥饿、性压抑异化为性倒错、性混乱、性变态。例如去年8月16日《南方周末》发表一组特别报道《贵州牌坊村：282条光棍的心灵史》就属于真实的常态。他们没有把性饥饿演变成违背人伦道德乱伦、乱性的兽化行为，有的只是“一夜夜闷睡的寂寞”。对于类似温家窑和牌坊村的中国农村为数不少的光棍汉们的处境，当然应该引起社会足够的重视，尽可能帮助他们改善生存困境。可是，像温家窑光棍汉们由于贫穷、落后、封闭酿成的野蛮、愚昧、丑陋的乱伦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违背人伦和公序良俗的堕落，是根本不值得作家以文学作品展览和宣示的。我们当然应该思考这种畸形堕落现象产生的根源，应该关注这些农村苦闷的光棍汉们的婚姻权和生育权，决不能对他们歧视或漠不关心。这是进行社会改造，改变提高农村生活水平和道德面貌的一项重要任务。正如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所说：“当社会堕落的时候，穷人也会随之发生堕落，而他们堕落的过程甚至超过了整个社会的堕落。为什么？因为他手里没有资源去抵御这个堕落的过程。”所以，底层生存状态的不断恶化是社会不可忽视的危机，给社会底层以基本的保障，是社会不可放弃的责任。
然而，我认为，作家在观察审视类似温家窑光棍汉们的生存状态时，也应该保持理性的视觉和起码的符合人类普世价值的社会伦理的道德底线，不可进行过分夸张和放大，放弃必要的价值选择和判断，如果有所偏失，其社会效果的负面影响则是不可避免的。
对此，早在1924年，中国文化学者柳治 就曾撰文指出：“西方立国在宗教，东方立国在人伦。”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伦理道德上，任何违背、亵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普世价值的观点和实践，都是不足为取，不足为训，为世诟病的。的确，我们不能一味固守传统道德将其硬化和冻结，而是要将传统道德中的合理因素作为一种资源，使之向现代化转化，但决不能有意无意地在创作实践中取消普世公认的价值取向，使之偏移和异化，以反映真实为由去挑战否定传统道德的合理因素，将人异化和兽化。
我们知道，在性问题上，西方流行着同性恋、人兽恋、性混乱、性群交，这是客观的真实存在。其实这也仍是西方社会为数很少的极端畸形现象，并非普遍存在。即使西方最开明的社会学家和社会人士对其采取宽容态度，但也都认为与普世公认的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相违逆，是破坏社会文明的阴暗丑陋的存在，决非光明美丽的象征，不宜公开宣扬展示。以我个人狭窄的阅读视野而论，至今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西方作家专门以上述畸形现象作为创作重点，而被自己国家文学界高度评价成为有国际影响的作品。马悦然对曹乃谦这部异类作品到底达到多高的艺术性避而不谈，只是对其描写的畸形异化现象兴致勃勃，如获至宝，这显然是具有个人特殊的社会选择性和阅读偏好。这似乎是与文学无关，与作家无关，而是与某些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一知半解的狭隘偏见纠缠不清，所以完全缺乏公信力，很难被中国文学界和中国读者认同和接受，这是自然而然的事。
2008年盛夏写于长沙望月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