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以命相搏的写作者
作者：冉隆中
我是从一部名叫《神史》的小说中认识他的。
他叫孙世祥，云南滇东北昭通地区巧家县药山镇发拉村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乌蒙群山之上的昭通，是云南的苦寒山区，曾经以出产贫穷、枭雄以及作家而著称。孙世祥从小既志存高远，怀揣当英雄抑或做文豪的两种梦想，刻苦研读，艰难行走，勤奋书写，孜孜以求。最终却贫困潦倒，空留悲切，耗尽生命，魂归故里。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他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为生存计，他先后做过教师，记者，流浪人，以及小公务员，于2001年辞世，时年未满32岁。《神史》在他辞世后第三年，经家人卖屋举债，终于得以自费出版。然而，这部凝聚了作者全部心血，以命相搏写出的小说，它的降生，却跟其作者的默默离世一样，依然是悄无声息，乏人问津。又二年，《神史》经孙家几兄弟坚韧不跋的运筹努力，也因其确实具备的特异品质，而在京城引发一点小小波澜：先是获某民间机构组织颁发的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又有某名教授在刊物发表评价极高的评论文章，再得以到某名校召开作品研讨会——当然，这一切都是以非主流的方式在民间范围展开的。《神史》的京城余波扩散到孙世祥故乡云南，已是风平浪静，水波不兴。云南同道中人，读过这部作品的已经很少，认同这部作品的人则更少。在孙世祥老家昭通，近些年存在着一个沸沸扬扬的、被主流社会认可和反复炒作的“作家群”，该“群体”也鲜有人接纳这个早已经化为云烟的乡党亡灵。
一部书，一个人，在相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地方，有如此悬殊的反应，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2006年，我开始了《神史》的阅读。
这是一部百万言的长篇。出版时，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删去近十万字，仍有九十多万字的篇幅。我的第一次阅读，以半途夭折而告终。到2007年，再读，终于翻阅至该书第1051页。2008年，在写作本文之前，我又读《神史》。阅读《神史》，在很多时候是不轻松的，它会对很多人的阅读经验构成挑战。究其原因，在我看来主要有三：
一是它的结构，呈线状与网状相交织的形态。所谓线状结构即全书着力于展现主人公孙富贵（后改名为孙天俦以及孙天主）的命运史，将主人公贫穷且不改青云之志的高洁品性，深陷污泥而不甘沉沦的苦斗精神，做了淋漓尽致的书写。其中可以照见作者本人若干脚印和面影，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作者本人的自传史。而所谓网状结构，是指作品还呈现了孙、陈、吴等各大姓氏的家族史和乡村社会宗法关系史，并由此展开了法拉村的村庄史和滇东北城乡社会的历史与现实的生活长卷。对于作品线网交织的叙事结构，我的阅读体会是，当读到主人公的成长故事时，我会感同身受地或喜或悲，或痛或乐——也就是说，这种以人物命运为叙事线索展开的故事情节，是符合传统的阅读习惯的，因而也是吻合小说作为叙事文体早已经跟读者达成的某种默契的。然而作者还用了大量篇幅去铺陈每个家族至少三代人的枝枝蔓蔓，盘根错节，尤其对他们的经济关系、婚姻关系、政治关系，做了不厌其烦的交代，描写。这时候，文本的琐屑和复杂就会让人感到沉闷厌恶——谁能记住那样多的婆婆妈妈的人物和事件呢？谁又有耐心走进复杂的乡村现实去聆听那些家长里短甚至痛苦呻吟呢？然而正是在这里，家族和村庄在生活深处的真实状况，却以毛绒绒的鲜活细节质感地呈现了出来。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普通文学文本，而具有人类学、社会学和地方志等多重意义和价值。作品这种大量的接近原型而不留粉饰的呈现式书写，也让很多在书中能够轻易就对号入座者感到难堪甚至愤怒——且不说被写进作品的法拉村里那些远亲近邻，荞麦山中学的芸芸众生，米粮坝县的大小官员，单是作品中以不多笔墨捎带着书写的“乌蒙”文坛的众生相，就足以使作品难在它的故乡找到归属之所。作者喜欢秉笔直书，基本不懂人情世故，却常怀“为天地立言”的人格理想。他所写的“乌蒙”文人，本来大多与作者亦师亦友。到他笔下，却被褪去“皇帝的新衣”。为追求真实和深刻的呈现，孙世祥舍去了书写时容易做到的顾及师友面子和表达必要的尊敬。到出书时，此部分内容基本被删节。到需要评价此书时，那些被删节的原型大多保持了沉默。而沉默，在作者骁勇好斗的故乡文坛，据说已经算对这位不谙世事的先死者最大的宽恕了。
二是它的语言，呈“白话古典和古典白话”相交织形态。我三次阅读《神史》（一次过半，一次通读删节本，另一次补读被删去的部分电子文本），最让我惊讶的就是它的语言。在某民间机构为《神史》颁发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时，其颁奖词落脚于《神史》“以刚强勇猛的意志重构了汉语的疆界”，该词语一直被欣赏《神史》者津津乐道，也被大众传媒做成通栏标题流布坊间。类似的话还有诸如：《神史》开启了汉语写作新时代，《神史》是汉语写作的“强心剂”等等说辞。这些大而无当似是而非语焉不详的大词，在我看来，其愿望和效果刚好相抵消，基本不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神史》，走进《神史》，却将《神史》推向了某种“神话”。其实《神史》的语言并不复杂，也远未臻至完善，更不可能就此开创什么“新时代”。诚恳地说，《神史》的语体风格，在当代文学文本中，它确实是比较鲜见的，而在阅读经验中，它又是似曾相识的。也就是说，当你极目四望，你很难在多如牛毛的现实文本中找到它的同类，而你搜索枯肠，你又能在记忆深处找到它的对应物——你只消翻翻书架上摆放已久的《水浒传》《金瓶梅》之类话本小说，你就知道，它的来历和出处的大致方向了。《神史》的语言，既来源于民间——它将村言俚语很自然地信手拈来，放到叙事段落中去；也来源于古典，来源于作者对大量古典文学作品的消化吸收和自然吐纳。当作者实现了二者的融合时，《神史》的语言就呈现出白话的古典或者古典的白话的双重况味，让有耐心的读者会从中受益。当然也让缺少耐心者和时尚读者感到拒斥。在一个普遍轻质化快餐化的所谓读图时代，一部如此沉重冗长的书，一种不合时宜的叙事语体，而且是由一个毫无名气的乡野作者所书写，要让大家都接受和欣赏它，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我看来，它确实不可多得。因为它在多数时候，其叙事做到了干净，简洁，清瘦，冷傲，奇崛，质朴，一如作者所描绘的滇东北天地浑然的山川大地。《神史》作者俨然明清话本中的白描大师，很有节制，善于拿捏，语体有内在的节奏和律动。一个能将自己的叙述语言在百万言中保持如此高水准一致的写作者，却是一个从未发表作品的“新人”，而这个“新人”是如何修炼得道的，对于这些，我几乎一无所知。作为一个地方文学的研究者，我感到了自己的悲哀。更让我悲哀的是，当我试图走近他，结识他时，他早已经与我阴阳两隔将近七载了。
三是他的题旨，呈现出极其复杂而难以言说归纳的形态。作为一部以作者自己，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家乡和乡党为全部描写对象的书，作者不可能不去写他由衷的爱惜，真诚的亲情，美好的爱情，以及不可泯灭的纯善的人性光辉。但是作者由于置身其中，血脉和命运与乡土有着真实的全部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有抱负和理想的思想者，因此当他用最大的毅力和勇气，用长达十数年的时间，来反复书写这一部《神史》时，我们最终看到的结果就异常的丰富和复杂了。如果一定要简单明确地给予意义层面的指认，那么，可以说它呈现的就是一部从内到外无可阻挡的当代农村幻灭史，死亡史。我猜想，作者想说，即便农村有“孙天主”那样的杰出青年，也无法将已经走向死亡的农村挽救回来。在作者看来，以发拉村为代表的今日农村，已经失去自我救赎的力量和可能。农村的荒凉是从外到内，农村的死亡则是从内到外。指认这一事实是需要极大勇气的，而要真实细腻地呈现这一事实则需要较强的艺术功力。这些，《神史》应该说都基本具备了。作者当然也想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甚至可以说，他短暂一生孜孜以求的梦想，正在于此。但是显然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在作品结尾，作者借主人公之口，说了一段虽然苍白但却极其向往的话：“我有一个宏大的计划，我要使这些贫穷的地方都改变面貌，都过上新生活。”但是最终却是：孙天主随着发拉村一车青年，一车希望，一起葬送在黑暗的山谷。“太阳照常升起。它仍从无边的黑暗之海撕裂了升腾。有关事业、雄心和梦想的故事，仍在广大的人类身上展现着。只不过已不在一个叫孙天主的人身上提起而已。”看到这里，我又想起那个“汉语奖”颁奖词中的一段话：“孙世祥的控诉是有力的，也是悲怆的，绝望的。他坚韧地报道了我们中国人不忍正视的内心荒凉，以及更为惨不忍睹的合群而无耻的生活。”我以为，这一段话倒是说得贴切而尖锐。孙世祥的《神史》，确实将笔触指向了这种悲怆而绝望的农村现实，并找到了农村乱象的重要根源——贫穷和失范导致的内心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