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一柄可疑的双刃剑
作者：牛学智
“阶级论”之后的这种普遍人性论，就此其实已经堂而皇之地转化成了人性的“复杂”和“丰富”。掰开来说，所谓的写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指的就是，恶或者坏得无法条分缕析的人物性格状况，或者在民间的名义下、人物自在的说辞下，无比昂扬、无比自洽的正面肯定性价值。在这个暧昧的文学背景下，我的问题是，即使能给这种复杂论找到合适的作品证据，那么，达到了此标准的文学作品，是不是就意味着完成了文学应该完成的使命？这里隐藏着的普遍性的思维误区是，在人性问题的探讨上，应该、理应追问文学对人性弊端的发现，还是满足于对“本质论”规划内人性复杂模式的印证？
张贤亮在人性发掘上的建树，无疑具有开创的意义。作家、知识分子章永 所渴望的和正在思索的，其实也是张贤亮本人相当一段时间的思想面貌。他对“野蛮”的向往，在性的征服中的胜利感，不只是痞性的十足表现，而且他在人性反思中看起来深受弗洛伊德和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影响的人学观，其骨子里实际上极不自觉地弥漫着返回集体的渴望，生存之根不在心而在性，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习惯死亡》等“爱情三部曲”的核心主题。今天的研究者不无遗憾地指出张贤亮是“未完成的大师”，在人性反思是否彻底的角度考察，的确，只能说张贤亮在那个时候已经意识到了“野蛮”与“文明”之间无法成人化、理性化的困惑。但他并没有自觉地迎难而上——建立他的语言和他的人性观。而这些，正是另一个被称为“痞子文学”的制造者王朔正面表达的内容。对于王朔，“躲避崇高”只是问题之一，他的终极目的是“捣乱”。他把“没有一点正经”视作颠覆、解构他认为的主流意识形态法则的法宝。也当然地，“使坏”就是他传达出来的“个人性”。
回顾这两位有个性的作家，概括而言，他们给后来的文学书写者在人性理解上开的头不外乎两个：一是写性，在性中照射人内心的阴暗面，可能还有他们对政治的看法。把政治意识形态对人的压抑，通过性发泄的方式告诉世人，因此，即便自命崇高的精英者内心也许完全是一副痞子图景。无论当年“拯救”过他的黄香久和马樱花，还是今天为讨个说法不得不闹事的民工，对于章永 这个知识分子，他的所谓平民情感和有时有点屈膝下跪的仰视，不过是落难事后的怀旧情绪。张贤亮正是利用“性”撕开了人性深处的假面具，但撕开以后不但没离开具体的“性”，反而把所寻人性之羸弱——被压抑的男人的性能力，当作了拯救人性的有效切入点。这种建立在个人特殊体验上被放大了的普遍人性论，从此“合理”地成了作家们寻找人性普遍性的途经。贾平凹的《废都》、莫言的“红高粱系列”，无不是这个所谓普遍人性论体系中的产物。推演开去，新时期以来致力于人性探索的大多数作品，“野蛮”与“文明”的对峙，实际上早已呈现出了某种浅薄粗鄙、无法再向前推进的人性误区。另外，这种极端的两级对垒，还是道德理想主义所热衷的试验田，一些天真的批判、草率的返璞归真大体上都与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是写流氓，写貌似叛逆实际上只是些儿童“过家家”（邓晓芒语）式的长不大的“顽主”形象。后来者对“个人性”的理解，多数时候只看重王朔对另一弱势群体——知识分子，这个被误读成体制代言人的调侃和戏弄之上。以为这样做，人物就有了所谓的“独立”，文学就有了所谓的“批判”。
为什么今天的文学，能在人性观非常清晰、甚至有强大的理论支持的轨道上反而容易误入歧途呢？一些作家生态研究成果表明，多数成名了的作家已经中产阶级化了，或者担任着不同层级作协的领导职务，生活经验的悬置，对于这个时代真正历史主体——大多数弱势群体，已经不很熟悉，人性书写很可能只是按照某些引进的观念胡编滥造出来的。最典型的莫过于余华的《兄弟》（下）和贾平凹的《高兴》。比如《兄弟》（下），与指认《兄弟》（含上部）是中国的《巨人传》相比，一些完全出于常识的阅读对比肯定更为可信。刘绪源在他的博客文章《是什么支撑了<兄弟> (下)的创作》中以数据和实证对比的批评方法做出了如下结论，我看非常准确。首先，小说的人物情节，几乎都顺着一个“两极转化”的模式在进行（或反复进行）。最亲近的兄弟几度变得形同陌路，甚至导致了对方之死（李光头与宋钢）；最纯真的爱情也会走向家破人亡（林红与宋钢）；最最恶心的人会成为难分难解的性伴侣（林红与李光头）；最诚实的男人会去贩卖假货，甚至以自己的男儿身验证“丰乳液”的奇效（宋钢）；从小损害李光头的刘作家可以成为李光头的吹捧者、朗读者、发言人、副总甚至总裁；最不可思议的是，单纯的林红竟会毫无根据地成为红灯区的老鸨。在书中，好多这样的变化其实都是缺乏根据的，它们的根据就是作者想要说明的理念，这种两极之间的转化带来了表面的戏剧性，但因其单调、生硬和不可信，最终只能使读者反感。我不知这一写法是否学自维克多·雨果，可毕竟这是从技巧出发，而不是从生活和人物的性格逻辑出发。
再次，某些表面效果暂时赢得了作者的欢心。在下部中，我们会发现，作者对于数字简直着了迷：打人要一拳一拳地数（打刘作家是二十八拳，书末踢赵诗人扫荡腿是每次十八下）；写信要一个一个字数（林红给宋钢的信是八十三个字）；“刘镇被林红看过两眼以上的男子一共是二十个”（然后是一组一组的分析）；而每说到李光头的“十四个忠臣”，都要一遍一遍复述“两个瘸子、三个傻子、四个瞎了、五个聋子”这种写法，偶一出现觉得好玩，但如果一个成熟的小说家老是依靠这些绕口令式的表面效果，那就很让人失望了（这让我想到韩寒《三重门》中大量堆砌的手法极为单一的“幽默”）。快速写作的压力不容作者细加推敲，于是，就靠这种表面效果把自己哄瞒过去。《兄弟》（下）失败的原因，归根结底，无非就是从概念出发，而且不限于概念，还包括从对立的两极中彰显的人性的普遍性（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之间的人性平均值）。《高兴》虽不同于《兄弟》（下），但贾平凹对于民工生活的想象，对民工精神处境的诊断，有多少是来自鲜活的现实，相信每一个有底层生活经历的人，不用什么高深的理论就能做出准确的判断。“记录”知识分子对一个时代底层者精神内容的想象，贾平凹也许做到了，但那种想象之物是不是就一定是底层者刘高兴们由衷的心灵期许，或者生存现实乃至精神迷途，恐怕多半是贾平凹的一厢情愿。贾平凹的不了解底层还要写底层，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对“底层文学”写作潮流的跟风，但也很难排除贾平凹与多数底层叙事者共同的浅薄，除了知识分子颇有隔靴搔痒的“为民请命”的道德诉求外，文学中还很难看到作者对底层现实的入微掌握。底层者的精神难堪被再度遮蔽。“剥夺剥夺者”式的思维给文学造成的伤害，不仅使文学成了追赶时潮、弄虚作假的玩物，更重要的是建立在再度叙述之上的叙述，历史主体真正成了永远的幕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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