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文化喂养与普世教育
作者：李 更 董宏猷
董宏猷：你见到我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儿童文学创作了。我的“武汉故事”，主要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在汉口码头上拉板车的经历，以“长江的童话”为主题，写了一系列的短篇小说，后来结集出版了。儿童文学界的评价还相当不错。因为是少年小说，可能你没有看到。“成人文学”嘛，80年代我写过一些，例如中篇小说《黑波浪》，也是写码头的，是在《长江》丛刊上发表的。很多年以后，王先霈老师编选《新时期湖北文学大系》，看到《黑波浪》，还感到很惊异。一个作家的主要创作形态会遮蔽他其他方面的创作，这种现象，是常有的事情。
但关于武汉的很多生活积累，包括你所说的“原生态”，一直还储存在我的“仓库”里。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作家们往往将他们感触最深的，或者认为最重要的作品的素材，非常珍惜地储存于心，不敢轻易地零敲碎打地浪费了，总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间，去点燃，引爆。一部作品和一个作家的相遇，是一种缘。我相信，会有一部关于武汉的作品在等待着我，就像我一刻也没有忘记去寻觅它一样。
你说的“旁观者清”的问题有没有呢？我想是有的。有意思的是，这些“旁观者”的代表作，恰巧是“他乡”，而不是“故乡”。“旁观者”对“他乡”往往更敏感。这似乎成了一种创作规律。一个成熟的作家，不应该仅仅只是“地域写作者”或“经验写作者”。但是，“故乡”的情感，“故乡”的体验，亦即“经验”，仍然会固执地千方百计地以各种形态渗透进作家的创作中，魂牵梦萦，陪伴终生。
李更：也许因为我也是师范出身，所以一直把当中学老师多年的你作为我的参照。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有不少教师出身的成功作家，当代作家里面，从事教育的更加不计其数，1992年，我专门到曾经做过老师的刘心武家去问他一个问题，当老师、特别是当语文老师，到底对写作有多大作用？
董宏猷：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和作家应该没有直接的对等的关系。但许多作家当过教师，也是事实。在儿童文学作家队伍中，教师的比例更大。这就说明，教师、语文教师和文学，和文学创作，仍然有着天然的联系。一个优秀的教师，不管是文科，还是理工科，如果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文学教育，是不可想象的。一个教师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注意！我说的创作，不仅仅是写小说（现在，人们往往将作家和小说家等同起来）还包括散文、随笔、诗歌、文学评论，等等。因此，语文教师的经历对于一个作家文学素质的培养，是会有帮助的。顺便说一个相关的话题，我不赞成也不提倡语文教师都去成为作家，但是，我绝对要呼吁中国的语文教师一定要热爱文学、关注文学、在实践中对学生进行文学教育。上海《文汇读书周刊》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说上海有关部门做过一个调查，现在的中小学语文教师的阅读量和阅读面都十分令人担忧和惊讶。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后的竞争，是文化的竞争，人文品格的竞争。当下的中国大学中文系不但没有文学创作专业，而且，教师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也不算科研成果；中小学语文教师进行文学创作似乎也被视为“不务正业”。历史将证明，中国的教育淡化、排斥、阉割文学教育，是一大失误。
李更：上世纪80年代文学热时，文学青年们最怕走所谓弯路，普遍想法是有一条捷径，可以比别人更快成功。我知道你曾经写了不少小说，特别是写了不少诗歌，但是现在许多人只把你当儿童文学作家，儿童文学是你的一个阶段还是一种成功的结果？以前的写作算不算弯路？
董宏猷：艺术创造有捷径可走吗？倘若有，我倒想再走那么一遭玩玩。如果将成功视为结瓜，那么，所有的准备和探索，包括“弯路”，都是长藤的过程。“藤儿越肥瓜越大”，没有藤，也就谈不上瓜了。
和你一样，我也是个爱好广泛的人，我写过诗歌，写过成人小说，至于散文和报告文学，是一直在写。但是，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特长和限制，如同天空是鸟的自由，水是它的限制；水是鱼的自由，天空是它的限制。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固然很好，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拿手的绝活。我和儿童文学，应该是前世今生的缘分，儿童文学选择了我，我也选择了儿童文学。我是把我写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乃至美术、音乐的能耐，全都聚焦到我的儿童文学中去了。反过来，我又将童心和童趣，融会到其他艺术形式中去了。对于我来说，儿童文学是我人生的必然和成功。在文学史上，一个作家的成功，是靠经得起读者和历史检验的作品说话的。文坛上一时的披红挂彩，喧嚣热闹，世俗的种种偏见和误解，都只不过是过眼烟云。
李更：很多人把儿童文学看作是故作童语。有些作家甚至认为只要像小孩子那样叙述就是儿童文学了，说如果自己将来什么也写不了啦就去写儿童文学；也有些作家认为儿童文学非常难写，写来写去找不到北，搞得孩子们不喜欢看，大人更不喜欢看，你认为呢？
董宏猷：谢谢你提了这些常识性的问题，让我有机会谈谈儿童文学的基础知识，同时也谈谈我为什么理性地清醒地选择了儿童文学。
儿童文学从成人文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门类和分支，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在世界工业革命前夕的几千年中，人类一直没有“发现儿童”，也就是说，人类始终将儿童视为人的缩小和预备，而不是独立的个体，也不享有独立的人格和权利。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更是完全忽略。一直到十八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思想启蒙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社会开始承认儿童拥有与成人平等的权利，儿童的阅读和教育开始注重心理年龄特征，儿童的情感需求、审美要求，开始得到尊重和重视，儿童文学才应运而生。因此，儿童文学是人权和人性的文学，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正因为此，“五四”的先驱者们毫无例外地大力提倡儿童文学，提倡“童心说”。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者，是胡适、周作人、鲁迅等，他们对儿童文学的提倡，他们“救救孩子”的呼吁，无不朝着无视人权乃至“人吃人”的封建社会猛烈开火。
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社会对“厚黑学”、“计谋学”、“官场文化”、“皇帝戏”的兴趣和重视，远远大于“童心学”和儿童文学。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代中国，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的儿童看似“小皇帝”，实则“小奴隶”的现实社会中，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学作家被漠视、误解、矮化、边缘化，是不可避免的残酷现实。在现当代发达国家，儿童文学作家比一般作家更受社会尊重。他们的孩子是用优秀的儿童文学(包括优秀的图画书)喂养大的。而中国的孩子，则是在应试教育的魔咒中，过早地凋零和消逝了童年。他们作为生命来这世界一遭，没有更充分地享受童年的乐趣和权利，那就更不用说那些童工和黑煤窑里的黑孩子了。
二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参加儿童文学讲习班时，冰心先生，严文井先生，叶君健先生，都对我们反复告诫：在中国，立志搞儿童文学，就是要耐得住寂寞，就是要坐得冷板凳，就是要“冷水泡茶慢慢浓”。因此，和我一同在80年代投身儿童文学创作的一批青年作家，是抱着“重新解放中国孩子”、“重新塑造中华民族性格”的抱负和责任感，暂时放下了已经小有气候的成人文学创作，清醒地、理性地、自觉地，甘受世俗的寂寞和偏见，不计个人的荣辱得失，开始当代儿童文学的革命和创新的。我的梦幻体长篇小说《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就是在这样的新潮中问世的。李更，你知道，我是在汉口码头上长大的，最看重的，就是男人的血性。我既然清醒地知道了儿童文学对于中国和中国孩子的重要性，而且，也开始了儿童文学创作，你说我会因世俗的漠视和偏见而当逃兵吗？一句话：别人怕的，老子偏不怕！偏不信邪！世界上凡成大事者，都不是见风使舵的“聪明人”，而是“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苕货”（“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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