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书不赠人
作者：高 为
八年前，为南京某著名作家编一册配图语录，集中翻阅了他的四本散文集，对其中一篇印象格外深刻：为了孩子去见个局长，恭恭敬敬呈上的两部著作，却被那厮随手丢在一旁，满脸的不屑。作家当时很尴尬，我也替他难受。那时就想，以后我出书，绝不送人，免得自讨没趣——自己以为是宝贝，别人却当作累赘。
后来想想，是作家把书赠错了人。俗话说：宝剑赠烈士，红粉送美人。不是礼物不好，而是送错了对象，正所谓明珠暗投，英语成语是cast pearls before swine(把珍珠扔在了猪眼前)。不当言而言,失言;当言而不言,失人。不当赠而赠，失物；当赠而不赠，失人。谁当赠谁又不当赠呢？把书都送给读书人？也不尽然。
同事曾去拜会某德高望重的国宝级大师，看到各出版社的赠书从客厅一直摆到了庭院。由此可知，耄耋老者甚至米寿人瑞书是读不完的，我们就不必锦上添花再去增加老人们的负担了。更何况这些读了一辈子书的人，大概早就参破了“书读完了”的道理，如夏曾佑对陈寅恪所言。多读一本或少读一本对他们来说都关系不大了。当然也有例外。今年春节，我给来新夏先生电话拜年，提到本市某出版社老总有一部本行业改革的小说问世，86岁的来先生马上表示很有兴趣一读（来先生本人曾任南开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如此好读不倦的老人毕竟不多了，就我所知。
孙犁先生有一篇《谈赠书》的文章，其中说道：经过文化大革命，赠书习惯，几乎断绝。书“我很少送人。除去出版社送我的二十本，我很少自己预定。我想：我所在地方的党政领导，文化界名流，出版社早就送去了，我用不着再送，以免重复。朋友们都上了年岁，视力不佳，兴趣也不在这上面，就不必送了”。赠书本意是以文会友，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当代浮躁社会，赠书渐渐地成了情谊的象征：朋友们未必读，但你应该赠。如果是这样，又何必多此一举？
叶兆言先生说，只读想读的书和朋友们的书。他真幸福。只读想读的书和朋友们的书，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是种奢望。工作繁忙，想读的书没精力读，反躬自问：朋友们的赠书我全部读完了吗？实在抱歉，没有。替朋友们着想，我的书朋友们有时间读吗？会不会成为他们有形的或无形的负担？书出的越来越多，读书人越来越少。杨树达著《积微翁回忆录》1925年3月14日：“《〈汉书〉补注补正》六卷由商务馆出版。”同年9月：“商务馆告《〈汉书〉补注补正》卖去三万四千余册。”那么专业的艰深学术著作，半年竟卖出了三万四千册，那时可真是崇尚知识渴望读书的年代。搁在现在，如果没有基金或资金支撑，杨先生只好自掏腰包出自费书了。
来新夏先生《赠书史话》中说：“早年赠书，购书百本，所费不过稿费百分之五；今则不然，购书百册，稿费几近覆没。是赠书又不得不有所权衡矣！”书虽不值钱，买书却要费钱。知音难觅，人与人的心是不相通的，所有的理解都是误解，能够歪打正着、殊途同归的就算很不错了。一切都在涨价，只有图书在降价，还销售不出去，可见图书不是必需品而是奢侈品。况且，自己写的不过是“讲点小故事，发点小感慨，说点小道理”的小品文章，与那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头讲章不沾边，与那些关乎世道人心风化教化的雄文巨著不搭界，既无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无深远的历史意义，卑之无甚高论，那就更没有广泛传播的必要了，不赠也罢。
大凡赠书者，多半还要写上请对方“指教”“指正”“教正”“惠存”等客套话。而如果对方真“指教”“指正”了，又多半受不了。以己度人，赠书与人，当然是想听几句恭维话、奉承话、顺耳话、客套话，可现在文坛，在红包的作用下，文学批评家都成了文学表扬家，偶尔出个把讲了真话的人，大家一定视其为另类，不识时务。“以此（《论〈诗经〉于以书》）径复适之。适之得余书，遂弃其前说而从余议。……胡君闻义则服之美，世所罕见。”（《积微翁回忆录》1922年9月23日）就闻过则喜这点而言，无论从学问和气度来说，现在的教授比上世纪初可差远了。等而下之，我连教授都够不上，自忖没有花钱找批评的雍容雅量或受虐倾向，书干脆就不赠了。
《百年潮》1997年第2期发表了李慎之的《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种种》，其中谈到：“‘我（胡乔木）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因此要请钟书给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给我改得这么多，你看怎么办好？’我（李慎之）说：‘这是钱先生书生气发作了。还是我来给你办一点外交吧’。”“我（钱钟书）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适，现在读您（胡）来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我上次的改动就是违反了蒲伯的箴言……”谢泳也认可了李慎之的说法，还专门写了一篇《钱钟书：书生气又发作了》的文章。另一位学者则别进一解：你请我改诗，不改是我无能，改了你不用是你的事。钱钟书就是钱钟书，恃才傲物之气根本没变。用杨绛先生的话说就是：“改造十多年，再加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干校六记》）1997年4月15日，《报刊文摘》转载了李慎之此文，题目改成了《胡乔木与钱钟书之间一段鲜为人知的文字佳话》。在当日日记中王元化称，“慎之有此文此论，殊觉意外”。文中说“乔公与钱先生两位大家历来以改人文章点铁成金著称”，王元化对钱表示认可，对“胡公”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胡的笔墨生涯不是与学术连在一起，而是与政治连在一起（朱强、夏榆《“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南方周末》2008年5月15日）。瑕疵是那么容易指正的吗？小书是那么轻易馈赠的吗？还是藏拙为幸。
万一要赠书与人，送青年比送老年好，因为他们更需要。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我们可以加上一句：不要不送。有时要也不送。如孙犁先生文章中提到他的一位老战友，光重版《白洋淀纪事》就要了三本：一本让孙犁寄此人在北京的小姨子；另一本他住招待所送给了服务员；年纪大了尿频，正好路过孙犁所在的机关，第三本就送给了传达室，为的是永远方便他来“方便”。我时常告诫自己：如果不能保证读完朋友的著作，就不要主动去索取赠书。
有这么个段子：一穷鬼捡了枚鸡蛋，就与老婆憧憬美好的未来：蛋放到别人家孵出鸡（还得是母鸡），鸡再生蛋，蛋再孵鸡，如此循环往复，就可以发家致富奔小康、买房置地纳小妾了……听到此处，老婆大怒，一下子把蛋摔碎，穷鬼梦也醒了心也碎了。他正应了英文那句成语：count his chickens before they are hatched(蛋未孵出先数小鸡)，犯了大忌。八字还没一撇呢，着什么急呀？在下就像那穷鬼，书还没动笔，就在大侃出版后不赠书的种种理由，整个一说梦话的大忽悠，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