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一张可疑的床
作者：郭 盖
让我感到有些好笑的只是作者对物件的描述，比如她笔下祖母睡的那张大床：“她常睡的那张水曲柳黄漆大床。那张床是清朝电视剧里常见的那种大床，四周镶着木围板，木板上雕着牡丹荷花秋菊冬梅四季花式。床头和床尾还各嵌着一个放鞋子的暗柜。”我这里就说说小说里描绘的大床。中国古代流传至今的架子床，大致有明式与清式之分，明式的简洁清雅，床身以束腰、象鼻腿造型为多，上部六根柱，床分前后，前面四根柱，组成门围，门围三面有棂子花板，柱子上部由床冠花板相联，花板纹饰多以拐子龙纹装饰。清式架子床与明式不同，它是分体式的，一个床体，两个床足，床足是两个长条墩几，床体便坐落在这两个长条墩几上，两个墩几各有抽屉一至两个，用以放衣物。床围棂子或雕镂空的吉祥图案，松鹤延年、喜鹊登枝一类，或是清供四宝一类，或是缠枝花卉一类，床上的顶冠部位雕饰与床围雕饰上下呼应。
从作者所描写的床来看，是清代风格的，不过描写的细节不大对头，先是牡丹荷花秋菊冬梅四样儿，一般极少在架子床上同时出现，再一个那床的木材也根本不对，这类民间的架子床，大致由两类木材构成：硬木和杂木，硬木有花梨紫檀、红木、鸡翅木之类，杂木有榉木、樟木、楠木、榆木、色木、楸木、桐木、柳木，不论是硬木或者杂木，就是没有水曲柳，乔叶把架子床说成水曲柳做的，显然是以今拟古牵强不通，把今天百姓做家具时髦的水曲柳安到往昔的架子床身上了，再一个说那架子床刷的黄漆也是想当然。明清风格的架子床，有上色与本色之分，凡硬木的架子床，因本身木头色泽肌理都很美，所以便不上色，有些色泽不美的软杂木，便会上色，通常是两种风格：黑漆描金或红漆描金，而没有上黄漆的，黄色是给棺材这类冥器上的色，阳间用的器物不使用的，有些架子床看上去是棕黄调子，那是木头本色加上清油形成的视觉效果，不是上的黄漆。
由于这个作者实在外行，所以接着这个物事展开的情节让人看上去，便显得愈加令人感到虚假。
在中国弄文学的人当中，像如此知道些人事，而不知物事的作者不在少数。回溯历史，中国数千年所遗传下来的，以典籍为最多，在这些典籍中所谈论的，大多是修齐治平一类的冠冕堂皇的做人大道理，或是王道、霸道、通鉴、驭人、斗人一类的著作。那些虚伪的中国先人们，明明享受着无所不在的物质，可是在他们的书里头搬弄的净是那些大词儿虚词儿。数千年来，中国遗存下来一些个物事，这些物事与人生的关系，过去向为大多数文化人所忽略，这种忽略，居心叵测。人们放大了某些东西的作用，比如所谓的文学，人们忽略了或者说故意忽略了某些东西的作用，比如物事文化，其实数千年来，中国先民所谓创造的物质文化，丰富多彩，人们可以一日没有文学，人们可以一年没有文学，人们甚至也可以一生没有文学，但是人们几乎不可以一日没有物事，这种形而下的物对人们的影响，是无孔不入的，无微不至的。构成中国人人生极重要部分的，便是这物欲的精神。物欲的精神，是阐释中国文化历史的重要篇章，这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被忽略了。在今天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重新认识到它的价值，只是在多数写小说的人那里，把物事弄得像小儿科，因为这些写家心里根本没弄清它们后面的意思。你只有了解到一件物事所包含的正常使用中的社会学价值时，才能由此产生富有意味的情节变化。可惜的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的这种完整的文化物欲的精神，被摧毁了，人变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六亲不认，大多数中国人被少数中国人摧残成了怪物。
扯远了，我们回过头来接着说物欲的精神。诗人艾青的儿子、艺术家艾未未有一阵子往外国运销中国传统家具。有一回我找到了他位于首都机场路、草场地村的家具样品大厅。在各色杂木家具里，有几十把形状各异的椅凳——伺候中国人民屁股的物事。其中有两把坤椅引起了我的注意，坤椅从腿儿至背顶总高约一米，坐高约50厘米，圆座，圆腿，两条圆椅背直挺挺地伸长上去，椅背的横枨随着圆椅面的弧度，也做成圆弧形状，椅面直径不过35厘米，这样的椅子坐上去，人永远只能大腿屁股和腰背形成一个90度的直角，两把坤椅是榆木擦漆的，大红漆绝大多数已经剥落，裸露的木头灰暗灰暗的，像是有许多年不用了。这是否可以算得是一本物质的《女儿经》呢？
一部《红楼梦》，所以传播至今，并演变出好多部红学，让成百上千的人指着红楼梦吃饭，出名，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红楼梦》中蕴含了大量的吃喝玩乐的物质文化信息。曹雪芹先生凭着自个儿对中国物质文化的百科全书式的渊博，为写小说的立起一块丰碑。在那个物欲之海里，曹公给我们演绎出了如此丰腴的人生。
物欲的玩意儿会说话，可是如今我们有许多弄小说的能让它说话吗？多数人只能让它四三不靠、模模糊糊地做为小说背景上一个点缀。没有了物欲的精神，小说便净剩了扯淡，并且是越扯越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