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帝王写诗幸与否
作者：李国文
据《清通鉴·高宗纯皇帝·乾隆十四年》“六月辛卯（十五日），《御制诗初集》成。帝自序云：‘后虽有作，或出词臣之手，真膺各半，且不欲与文人学士争长。故十数年来，臣工以编次诗文集为请者皆弗许。’‘使阅岁逾时，或致残缺失次，其不忍弃置，较先为甚。’是集取乾隆元年至十二年之作，分为四十四卷，古、今体共计四千一百五十多首，以端楷分卷抄录，而不付梓。”弘历（1711-1799），活了88岁。仅从1735年至1747年，就已经写出来四千多首诗，所以，他一生写的诗，有说39340首的，也有说43000首的，差不多接近《全唐诗》的总和，恐非虚言，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诗歌高产冠军，此前无人及他，估计此后也无人破他这个记录。此人的诗，除以此人的年龄，每年要写500多首诗，平均每天一至二首，即使他是驻会作家，特级诗人，拿双份国家津贴，配女秘书若干名，打死也办不到的。何况他整整当了60年皇帝和三年太上皇，六下江南，十全武功，把大清王朝折腾得由盛而衰，哪有时间和力气写这么多诗，他自己也不打自招，“或出词臣之手”，老人家并不讳言是有枪手代劳的了。
乾隆写了这么多首诗，很遗憾，没有一句留传开来，如今几乎不被文学史提及，没人在意他还曾是一个高产的诗帝。芦沟桥头，有一座碑亭，乾隆题的“芦沟晓月”，仍为人所知，但背后刻的那首御制诗，估计不会有人记住都写了些什么。于是，我想起他有一首刻薄钱谦益的诗：“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乾隆笑话钱谦益的诗，没有什么价值，只配用来盖酒坛子。其实，他的四万首诗，十数卷御制诗集，也只堪覆酱覆醅之用。
与乾隆相比，汉代的刘邦，大概是中国帝王写诗最少的一位，他一辈子只写了一首诗，诗题为《大风歌》。
这位刘邦，曾任泗水亭长。明代的皇帝朱元璋，以为刘邦和他一样，也是大老粗出身。洪武年间，祭历代帝王庙，他站在汉高祖影像前，涌上一股引为同道的感情。献上一爵酒以后，他让人专门再敬一爵，并对这位汉代的开国皇帝说，“老哥，咱俩都是起自布衣，白手起家，打下江山，多么的不易啊！冲这一点，我格外多敬老哥一杯！”其实，据《职官记》，“十里一亭，亭有亭长，以兵役满期之人充任”。掌治安警卫，管理民事，稽查过往停留人等，至少相当于如今的派出所的所长，或街道委员会的主任，应该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书写能力的，与做过小和尚的朱元璋，不完全是一路人。
刘邦称帝后七年，平黥布回师，路过沛县，邀集故里耆老，乡社亲旧，饮酒摆宴，席地大嚼。衣锦荣归的他，感觉当然是非常之好，他一边击筑，一边诗兴大发，扯开嗓子吼出来这首《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概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帝王诗，气势很大，抱负很大，颇具英雄本色，留传至今，家喻户晓。不过，我一直怀疑这位亭长，是否具有写诗的细胞？如果他以后还写过一首《小风歌》，或者《微风歌》，也许无妨将诗人这顶桂冠，加在他的头上。就这一首，就这三句，大有可能是叔孙通之流，现编现诌，当场口授，他记性大概将就，现趸现卖。估计，这位前亭长，那天酒喝得高了一点，也许忘掉了第三句。按说，诗好像应该四句才是。但帝王诗就不可用常理要求，老爷子就吼了这三句，你也只好没脾气。千古以来，有谁敢说汉高祖的这三句不成诗呢？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诗人的，曹操得算一个。虽然曹操不是帝王，但胜似帝王。如果有帝王文学排行榜的话，曹操名列前茅，列属三甲，是毫无疑问的，甚至有可能拔得头筹。曹孟德的诗，可以用十二字来评价，有气概，有声势，有深度，有文采。因此，千年吟咏，弦诵不绝。
毛泽东对于历代帝王诗，看不上眼，评价不高，“惜秦皇汉武，略输文彩，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基本上不买账。不过，他对曹操，颇为推崇。1959年在北戴河的一首《浪淘沙》中：“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不仅抚今追昔之感，在领袖心中，油然而生，而且，对曹操问鼎中原以后，乘胜出击，建安十二年（207），夏五月出兵征乌桓，七月出卢龙塞，九月凯旋班师，经过碣石山赋诗抒怀的英雄气慨，也是相当憧憬的。
曹操的诗，并不多，但下面这三句，在所有中国人的记忆里，是永志不忘的。第一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直到今天，还挂在酒鬼的口边。第二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几乎是所有上了点年纪的中国人，用以自勉的座右铭。第三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就出在毛泽东所说的那个“遗篇”《步出夏门行·观沧海》中，普及程度不如前两句，但思想深度要胜过前两句。这就是说，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懂得，要珍惜上帝所给予的有限生命周期，该发光时发光，该发热时发热，过了发光发热的年纪，阁下，你就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了。首先，消消停停，不要瞎折腾；其次，安安生生，不要总出镜；再则，切不可颠三倒四，神经错乱，令人不敢恭维。中国有无数诗人，能够在千年以后，被人不假思索，即可脱口而出这几句金玉良言者，有几何？
接下来写诗积极性特别高涨的帝王，就该是来自草莽的山大王，来自草根的泥腿子，或来自行伍的大头兵。诸如此类的暴发户，本不知诗为何物，一旦黄袍加身，不做出两首诗来，大概觉得有点丢人。
第一位是唐后的黄巢，他的诗名，因最近拍了电影，还蹿红了一阵。这就是那首《菊花》诗了。“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第二位是宋代的赵匡胤，陈桥兵变之前，就写过“欲出未出光辣达，千山万山如火发。须臾走向天上来，赶却流星赶却月”的诗，题目只一个字，颇怪异，曰《日》，后来，文臣们也感到拗口，可谁敢改皇帝的诗？第三位是明代的朱元璋，尚在扫盲阶段，也要漏一手，他学黄巢咏菊：“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第四位是明末清初的李自成，虽然他只做了一个月零十天的皇帝，可那也是在紫禁城太极殿举办过登基大典的。他有半首七古传世：“收拾残破费经营，暂驻商洛苦练兵，月夜贪看击剑晚，星晨吹送马蹄轻。”据说他失败隐居山林，还写有若干首《咏梅诗》，这大概都是附会的传说了。
黄巢、朱元璋，都是杀人如麻的帝王，从诗中就透出来一股森森杀气。赵匡胤、李自成，诗虽文绉绉，其实还是顺口溜而已。这四位帝王的出身，一贩盐，一行伍，一淄流，一驿卒，若当不上帝王，也许不至于绉断枯肠写诗了。中国人好从众，别的帝王都写，他不写，怎能说是两手都抓，两手都硬，治国在行，写诗也要在行呢？别看俺文化程度相对低下，大字不识一箩筐，硬撑着也要憋出几首诗来，给你们看看，谅你们也不敢不叫好？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写过一首《咏燕子矶》的顺口溜：“燕子矶兮一秤砣，长虹作竿又如何？天边弯月是钓钩，称我江山有几多。”那不可一世的口气，听得出来的潜台词是：你们不是说我尚未脱盲吗？我偏写首诗给你们看。接下来，可想而知，开座谈会，开研讨会，开新闻发布会，还得组织文学界、诗歌界学习，还得在报纸上辟专版发表评介文章。于是，也可想而知，那些古代的评论家，一个一个，如何屁颠屁颠，如何奉旨吹捧，如何领取红包，又如何等着升级提拔涨工资。最滑稽的，广明元年（880），黄巢进长安后，“有书尚书省门为诗以嘲贼者，尚让（巢之股肱）怒，应在省官及门卒，悉抉目倒悬之；大索城中能为诗者，尽杀之。识字者给贱役，凡杀三千余人”。（事见《资治通鉴》）这就是说，拿笔杆的诗人，永远敌不过拿刀把的诗人。你的诗写得再好，也不及那把刀厉害。
最后，就该说说诗人队伍中，那几位命运不佳的末代帝王了。
其实，写“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五代李煜，写“中原心耿耿，南泪思悠悠”的北宋赵佶，在帝王级诗人中，算得上一流或亚一流水平，但他们以写诗的浪漫，去治理国家，以写诗的激情，去抵抗外侮，最后，无不落一个国破家亡，客死他乡的下场，了此一生。接着，等而下之，就该是写“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的南朝陈叔宝，写“如何汉天子，空上单于台”的隋朝杨广了。以上这四位亡国之君，在好写诗的帝王中，还应看作是出类拔萃之流，至少他们写出来的是诗，而非数来宝，快板书。
隋炀帝杨广虽然是个糟糕皇帝，是个典型的虚胖综合症患者，但他的诗却是个异数，有其不同于当时南朝华靡文风的刚劲雄壮。明·陆时雍说：“陈人意气恹恹，将归于尽，隋炀起敝，风骨凝然。”（《诗镜总论》）更有论家认为，隋炀帝的诗，是闳丽壮阔的唐音前奏。然而，诗归诗，人归人，杨广在历史上，不但是个作恶多端的昏君暴君，而且还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坏蛋。
唐·刘 《隋唐嘉话》载：“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又：“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看这张帝王诗人的嘴脸，你会得出以下这个结论：
帝王好写诗，对真正的诗人来讲，绝非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