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底层叙事”为何转向浪漫主义？
作者：牛学智
鉴于如此的语境，觉得“底层叙事”反映了时代尖锐的问题，进而担心这类文学因具体的“政治性”会走得太远。这种认知即便不是过虑，也差不多是对“底层”与“底层叙事”应有内涵的狭隘理解。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对“底层叙事”的狭隘理解，说到底就是对底层的一种偏见，具体说是对底层者，那种在一般人的眼里总是先要吃饱肚皮，再要尊严的广大群体的误解，认为不就是吃饭的问题吗？至多也不过是外加一点尊严和理解吗？适当的抚慰一下，感情上表示一下不就行了吗？之所以有轻巧的认知，是因为人们压根儿没有把这群人及其处境当作一个时代的大事来看待，文学对这群人的关注，也就不可能被视为精神回暖、价值重建，特别是个体人格独立的有效介入。其实，这个群体可能散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它是一不小心失业者、失去了土地死乞白赖投靠城市者、好不容易再就业了内心却总有别的想法的人。倘若模仿社会调查的方法进行分类，给这些人拉一挂名单，其实这群人并不是一类人，他们本来就是中档次还不到的工人、学生、民工、知识分子、个体户，而且还可能在量上占据着重要的比例，这种颜色的人几乎随处可见。所以，只能说它是一个庞大到无法具体说清身份的群体——实际上它分布在无数个社会阶层里，可以说有多少个阶层就有多少种这样的底层者。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底层者，这是我们最常听的一种解释。那么，文学在一个适宜的氛围、恰当的时间和一种正义感的推动下，表现了他们，并且使本来陌生特别是那些正在或准备“娱乐至死”的人们看到了他们的影子。说好听点，这类文学如果表现的诚意上没有太大的水分，也无论是哪种“现实”，只要“真实”还能算现实主义的一个坚定的衡量标准，“底层叙事”就不可能对衡估一个社会整体的人文指数毫无价值。即使在消费主义至上、相对主义成为主导的多元化时代，“底层叙事”中顽强地透露出来的哪怕必然要遭人非难和蔑视的人道主义、知识分子的道德优越感，也仍然不能算作社会的坏事。可是，有人偏偏就肯在这个被称之为“纯文学”转化的节骨眼上下功夫，认为如此的文学似乎先是把文学的功利性，即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摆到了时代的前台。直接说，“问题”把现实主义“窄化”了。理由是文学的“就事论事”或把丰富的现实“问题化”，虽则尖锐，毕竟很难读出跨越时空的永恒“人性”。甚至有人说，这类文学的局限就在于，问题解决了，文学也就跟着终结了。
岂不知，这是个相当管用的提醒。许多“底层叙事”作者正是敏感地领悟到了这个提示的所指，迅速快捷地把本来就有点出卖“苦难美学”的“底层叙事”，相当聪明地转向了“甜美美学”、“和谐美学”以及“幸福美学”。
虽则极端，但“底层叙事”总还是缘现实的问题而发的，我也不揣冒昧提个现实的问题，什么问题能够马上解决？什么问题还将永远成为问题？打工妹好不容易盘上一个小店铺变成发廊女，看来的确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农民进城脚跟站稳了一个泥乎乎的工地变成了“务工者”，暂时有饭吃了，也绝对算解了燃眉之急。可是，这个发廊女还有她的生物链：结婚、生子。孩子上学、生病就医、住房等等。农民工也还继续有他的后续问题：在农村的父母妻儿究竟怎么办？就是务工者本人，即便能够拿到工钱，总不能把颠来颠去、有家回不了的日子看成是“问题”的解决吧？
迄今为止，所有的“底层叙事”其触角其实伸得没有那么远。看起来写的是一个底层者的一生，实际上有意放大的大致是某个方便突出“问题”的点。正是这个很有政治针对性的“断面”，暴露了一大批底层文学作者急功近利的写作趋向，也使得这一写作潮流过早地蒙上了“早夭”的生命迹象。可以就近取一个热点时事事件来说明。“5.12汶川地震”凝聚了人心，某些时刻甚至表现出了爱的极致；北京奥运恢弘的开幕式、神话象征般的闭幕式，不消说主要体现的是“大国崛起”的政治意义。经济上的高消费性，被凸显的东方民族文化性，科技上的高技术含量以及人文精神的强力渗透，都以后来举办国难以超越的实力表达了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也使中国的强大有效地凝固成一个眼见的客体矗立在北京。
然而，就我眼见的文学，尤以这两次特大事件以后为界，特别是小说、诗歌总体上呈现出了一种极其迷茫，但又着实是发自心底的颂歌、浪漫的景象。就算是一直固执的底层叙事者，也格外表现出那种堪称明朗的积极的肯定的叙事格调。强烈地表明，长期以来积压在胸的“底层”情结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答案，大有对自己亲手经营的“底层叙事”推倒重来的“否弃”感、自责感。说得夸张一些，几乎到了满篇祝福、满纸吉祥、字字幸福、句句抒情的荒唐地步。笔底下那些号呼者、不得圆满者、猪狗一样的苟活者顿时沉浸在了民俗的自得其乐中，似乎再也不需要出门打工了，也似乎再也无需领受老板僵硬的表情了。也或者酒桌上某次很不体面的调戏本身就是个误会，工地上风餐露宿的日子说不定还是一种别有情趣的生活体验，如此等等。都显而易见地证明，“底层叙事”在肇始之初打开的文学表达空间就不怎么有容量，换言之，当底层文学创作者“就事论事”的期望值本来就停留在物质保障的最低线上时，名义上的“尊严”、“自由”、“人格”等提法也许就一直不在文学真正的审视范围。
当表层的期许得到了“政治”的许诺，准确地说，得到了被批判者出自意识形态幻觉的神话般轰炸，底层文学者便在温馨怡人的氛围中只能缴械投降了。究其原委，一方面，固然说明“底层叙事”通过“问题”最终要彰显的诗意、温情、幸福根植得不够深。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创作者并不是以人类的、人性的、个体人格的意识来看待这些一不小心就会处理成类别的“多余人”、“零余者”、“弱势者”，——匮乏者向盈余者，劣势阶层向优势阶层乞求。仅限于物质层面的“一小撮人”与“另一小撮人”之间看起来辐射面推开来了，实际上聚焦点基本上围绕一己利益的“打架”，非但无法伸展更深的精神诉求，反而会使精神批判变得越来越浅化。也就是在这种类型化非常明显的文学叙事中，人们不能从被支持者的一方看到超越这一方身份的远景诉求，也无法从该批判的一方读出培植他们的庞大根系。思想眼光的局限和悲悯情怀的利益化姿态，当原来提出的问题慢慢地被“政治”超级大音化解、稀释之后，附丽于这个群体身上的道德义愤、情感倾诉仿佛一下子冰释了，甚至被更高的观照照亮了。那么，所谓底层文学中的底层者就只剩下了明确的经济身份。这又一转化至关重要，也非常厉害。因为它既是底层者之所以为底层的社会学意义，同时它的修辞策略和话语方式即便还是批判性的，那也是在被允许的范围内并且拥有政治上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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