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畅销的缘由
作者：石华鹏
我集中读它们，是因为它们有这三个特点，而这三个特点后面又是有着“潜台词”的：正在欧美走红的洋作家跟咱们中国正在走红的作家比，创作水准到底孰高孰低？同在一片蓝天下，他们写出了怎样的小说？他们把小说写到了什么水准？还有，我们都说我们的作家下笔不是这个村儿就是那个屯儿的，只会写村子里屯子里的那点陈年旧事，弄得“乡土小说”几乎泛滥，而作家因与城市生活隔得太近而不会写“城市小说”，那别人是怎么写身边的城市生活的呢？还有，畅销——咱们文化产业化文学市场化后，也有了自己的畅销小说，畅销作家，但畅销的数字上面好象总是蒙着一层纱，遮着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让人看不清楚也不断怀疑，是真畅销还是假畅销？那美国人英国人的畅销小说呢，说个数字就让我们咋舌，它们靠什么畅销起来？作家又是如何写出来的？咱们可以学学吗？
这些问题，对于我这样一个年年月月与小说打交道的编辑来说，非常有诱惑力，算是一种眼光的培养吧；对于那些以写小说过日子的作家来说，也同样有诱惑力，虽然不少作家有像王朔那般臆想“稍不留神就弄出个《红楼梦》来”的经典情结，但更多更多的作家，老实说，谁不想做美国的斯蒂芬·金第二、靠一两部小说就由穷光蛋变成大富翁呢，咱们的已经写不出小说的前先锋小说家马原先生就在多种场合做过“梦”：要写就写部像斯蒂芬·金那样畅销的小说来。可以说，为生计写小说的小说家们谁又没有做过这样的梦呢？这梦很美，但也很难。
说白了，挑这三部有一定“广泛性”“代表性”的小说看，是想从中找到以上问题的答案，外国的月亮真比中国圆吗？如果真圆，那咱就一反思、二学习——上世纪80年代咱们学洋人的叙述技术，现在咱们学洋人的叙述内容和思考方式——即使一时写不出也“模仿”出几部畅销全球的小说来，让咱们对他们也来个“文化霸权”。
两星期后，三部小说终于看完了。当最后一页翻过去时，我将三本书叠放到一起，看着它们，花花绿绿的灿烂的封面，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想寻找答案的那些问题和我想对它们挑挑刺儿的心思，在阅读的旅程中早被故事和人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应该说我享受了这一阅读过程，我想如我一样读过这几本书的不同国家的读者，或许也得到了享受吧。如果一部小说，能让千千万万的读者得到享受，那它的畅销就不需要什么缘由了。问题是，很多小说畅销了，但它们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享受，它畅销的原因不是来自小说内部，或者说不是来自小说的出色，而是来自小说之外的诸如噱头的炒作、题材的投机和影视的作秀等事件，让读者掏腰包的不是小说，而是刻意制造的事件，所以有人说我们的文学不见了文学只剩下了事件。畅销的原因很复杂，我认为可以分为真畅销和假畅销，真畅销是指靠小说品质征服读者，口耳相传，说这是本值得看并值得看了又看的好书，那畅销就变成常销，最后水到渠成地进入经典行列；假畅销呢，与真相反，就是靠隐私、炒作等事件吸引读者眼球，销售量一时上去了，但昙花一现，立马被忘却；真畅销的生命力长，假畅销的生命力短；真畅销的开卷有益，假畅销的开卷惟有一益，就是懂得下次不能再看这样的东西了。
所以我以为，上面提到的《追风筝的人》、《阿姆斯特丹》、《亲密》应该属于“真畅销”一类，它们称得上文学性十足的真诚的小说作品，是它们给了文学广阔的市场，是文学给了读者慰藉，正如卡尔维诺所说，“世界上存在着只有文学才能以其特殊的手段给予我们的感受”，这样才导致了它们真正的畅销。
还是简单说说三部小说的内容。《追风筝的人》写的是一个人赎罪的故事：12岁的阿富汗富家少爷阿米尔与仆人哈桑情同手足。在一场风筝比赛中，哈桑为怜弱的阿米尔抢到了那只象征胜利的蓝色风筝，但回来路上，一群孩子为了抢走哈桑的风筝对哈桑动了武并强暴了哈桑。阿米尔躲在旁边看见了，却因为害怕没有帮哈桑。阿米尔为自己的懦弱感到自责和痛苦，再加上父亲对哈桑喜爱有加心中不平，逼走了哈桑。不久，自己也因战争跟随父亲逃往美国。成年后的阿米尔始终无法原谅自己当年对哈桑的背叛。为了赎罪，阿米尔再度踏上久违20多年的故乡，希望能为不幸的好友尽最后一点心力，却发现一个惊天谎言，哈桑实际上是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儿时的噩梦再度重演，阿米尔在摇摆中痛苦抉择。《阿姆斯特丹》写的是两个人的欲望的故事：这是一部绝妙的黑色喜剧。报社主编弗农和作曲家克莱夫是一对老朋友，事业上如日中天。有感于双方的前情人莫利临死前所遭遇的疾病与屈辱，他俩订下一项协定：当一方不再能有尊严地活下去时，对方有义务结束其生命。然而，随着两人相继在事业上受挫，这对老朋友之间产生龃龉，他们的协定也就变成了一场相互谋杀。最后，两人为人性中最黑暗的欲望所驱使，不约而同地在阿姆斯特丹用安乐死结束了对方的性命。《亲密》写的是一个人选择逃离的故事：过了今天伤心的一夜后，“我”就要离开妻子苏珊和孩子们了，就在这一夜之间，“我”开始回忆和质问我和苏珊——一个大大咧咧的工作常受挫的女人的婚姻与生活，然后，这一夜就变成了一部长长的小说，天亮之后，家里没人时“我”离开了，住到了朋友家里，但我仍然等待着与苏珊和孩子们谈一谈。
在以上看似有些多余的复述中，我们可以从小说的内部去发现这些小说畅销的缘由，至少有这样几点：一是三部小说都以“人”为中心，写出人的形象、人的困顿以及人的反省，读完这几部小说，我们的脑海中都会长久地浮现几个形象特征十分突出的人物，有时候甚至怀疑他们写的是我自己，比如自责痛苦的阿米尔、找不到生活根基的弗农和克莱夫、在生活围城中逃避的“我”，这些小说让人物“站立”起来了；二是让小说成为有精神的和攻击性的文学，这三部小说均有自己的“魂”——即对生活和人生的怀疑和责问，在具像故事的展开中，让故事和人物的精神走向形而上，怀疑和责问的理性之光就照到小说中来了，小说就成为读者思索精神问题的“工具”了；三是都有一个叙述张力十足的“好看”的故事，三部小说各有自己的故事“看点”，“看点”本身成为故事讲述下去的动力，这是畅销的前提；四是三部小说叙述方式和技巧文学性十足，可以看出三位作家的描述能力、表达能力等基本功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他们的小说是地道的优雅的文学表达。
实际上，小说真正畅销的缘由其实就是“好”小说成立的理由，而非以“畅销”为目的而制造的小说。
再回过头来看看咱们的畅销小说。据说《狼图腾》很畅销，中文版卖了240万册，英文版卖了50万册，这的确是很不错的业绩，但我读过之后，仍然很失望，它用粗暴简单的方式展示的只是一种较为表面化的文化反思：中国人太温顺，丢掉了我们曾有的狼性精神，中国呼唤狼性精神。这是一种十分恐怖的“狼哲学”，一方面让更多的中国人陷入一种发泄式的心灵暴乱中，另一方面成为西方社会继续“误读”想象中的中国的活教材。这部小说在叙述上的表现也不令人满意，它更像部夹叙夹议的论说文而不像一部小说。在我看来，它的畅销属“假畅销”一类，它并不是部好小说，残酷的是，当我这篇文章提到它时，人们已经很少提到它了。
从有关图书销售排行榜单来看，排在前面的是《驻京办主任》、《空姐情事》等官场、艳情类小说，我们现今这些所谓的“畅销小说”，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缺少故事，而是太把故事当回事儿或者太在故事上用力，结果让故事的“怪”“俗”淹没了“人”的形象，淹没了“人”的想法。虽然小说离不了一个像《阿姆斯特丹》那样有“张力”的故事，但如何不让小说被故事淹没，我以为，可能要把讲述故事的节奏慢下来，让“生活态度”“生活意味”进到小说里边去。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畅销小说”把自己的品位降得很低，从精神的开掘上来说，小说应该是高昂着坚硬的头的，我们的作家总是把读者读小说也当成了类似“打麻将”的“娱乐”，这种判断是千错万错的，要说小说也是“娱乐”一种，那它也是精神里边的高级“娱乐”。要写出小说的“精神头儿”，作家们必须要有“相信”并忠于自己的“相信”，往雅里说就是内心要有精神叙事的支柱，就像《追风筝的人》作者“相信”赎罪的必要，《阿姆斯特丹》的作者“相信”人生无意义的罪恶，而我们的作家们缺了“相信”，所以畅销的品位很低。第三个问题是把写作看得太简单，文学性太差，应该说我们的“畅销小说”更多的是叙述技巧、叙事形式的“低级书”，如果哪一天我们的畅销作家在叙述技巧、叙事形式上更多讲究，可能就会变成畅销的“优雅书”了。
小说不在于是洋人写的还是咱们写的，也不在于是“城市小说”还是“乡土小说”，只要写出的是大写的“人”的小说，写出有精神的小说，写出文学品位很高的小说，就是永远畅销的小说。
2008年9月18日 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