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不言之妙”（外一则）
作者：侯德云
幸运的是，我很快就从孙犁的作品中读到了“不言之妙”。品读再三，赞佩不已。
孙犁在1987年5月1日所写的《读〈李卫公会昌一品集〉》中，提到了一个名叫“张君”的女人。“那时与张君同居。”一句话，点明了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而“那时”，指的是“文革”结束，“书籍发还以后”。“一天我下班回来，张告诉我，她把那些小书都处理了。处理是很方便的，出门就是一个废品收购站，我没说什么。除去一些杂书，有几部成套的文集，也被处理掉了，包括《范文正公全集》，都是很新的书，道林纸本。”孙犁是一个极端爱惜书籍的人，不经他的同意，就擅自把书处理掉，他当然会有一些想法，在文章中却没有说。但在跳过了几行之后，他突然又接上了前面的话头：“张君处理书，以书本大小为取舍，不懂书的内容，因为她只读过一些唐诗宋词和外国小说。也可能只是为了走路方便，吃饭时脚下清爽。”
如果把这些文字跟同年9月17日写下的《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附记》中的一段内容对照阅读，更是别有一番滋味。
在这段文字里，孙犁提到了1970年去世的结发妻子，内容如下：
那些年，我买了那么多破旧书，终日孜孜，又缝又补。有一天，我问妻子：“你看我买的这些书好吗？”
她停了一下才说：
“喜欢什么，什么就好。”
她不识字，即使识字，也不会喜欢这些破旧东西的。
有时，她还陪我到旧书店买书。有一次，买回一本宣纸印刷的《陈老莲水浒叶子》，我翻着对她说：
“这就是我们老家玩的纸牌上的老千、老万。不过，画法有些不一样。”
她笑着，站在我身边，看了一会儿。这是她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同我一起欣赏书籍。平时，她知道我的毛病，从来也不动我的书。
在两段不同内容里，孙犁把张君和他的结发妻子作了比较：前者是“读过一些唐诗宋词和外国小说的人”，后者“不识字”；前者不商量就处理了孙犁的书籍，“可能只是为了走路方便，吃饭时脚下清爽”，后者认为“喜欢什么，什么就好”，因而“从来也不动我的书”。孙犁的话就说到这里，不再多说一句，他把另外一些话留给读者，让读者为他说出来。我觉得这就是“不言之妙”。
这两段内容在写作时间上相差才四个多月，以他当时的心态，完全可以放在一处，在一篇文章中去展示。孙犁没有这样做，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他不想让这两个女人进行对比。尽管在他的心中，这种对比是存在的。好在，他当时的内心情感，通过这两段文字，已经淋漓尽致地作了表达。这就好。
我从孙犁的文章中，比如《亡人逸事》、《母亲的记忆》和《鞋的故事》中，常常会读到史笔，或者归有光《项脊轩志》中的笔意，都是古典文学中的高超手段，可惜这种手段在他同代和后代作家中几近绝迹。难怪孙犁会在《理书续记》中说：“随笔既被人践踏，亦如其他文章，一代不如一代。”痛哉斯言！
当下的文人，有一个通病，就是说得太多。抒情也好，议论也好，都毫无节制，一个个的，都成了市井中的碎嘴子，呜呜哇哇叽叽喳喳，不给读者留下一丁点思考和回味的空间。究其原因，除了想把文章抻长以显示“有水平”和多赚些稿费以外，可能还在于他们根本不懂什么叫做“不言之妙”。
随笔小说？
最近几天，在随便翻书的过程中，我连续两次看到一个陌生的词汇，“随笔小说”。
先是在《吴尔夫文集·岁月》的前言中看到：从1932年起，吴尔夫决定写一部随笔小说，她的本意是“让随笔中的论辩性文字和小说中的场景性描写相互阐发”。但“随笔部分后来被放弃了，小说部分则继续写下去，就成了现在这部《岁月》”。
很快，我在《博尔赫斯是怎样读书写作的》一书中看到：博尔赫斯的《接近阿尔莫塔辛》，原先是作为“书评”发表的，后来却收在小说集《曲径分岔的花园》里。怎么会这样呢？“原来，这不是一篇书评而是一部小说。”而且，博尔赫斯的第二篇小说《吉诃德的作者埃尔·梅纳德》也是随笔小说。这两篇小说的共同特点是，虚构一个作家，让那位作家写出某一篇小说，然后对那篇小说进行分析。我觉得很奇怪，这是干什么呢？这不成了文字游戏么？
文中还说：“博尔赫斯后来创作的许多小说，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随笔小说的特点。”最后的结论：“总之，随笔的真实性与小说的虚构性相结合，构成了博尔赫斯最迷人的叙述方式。”
我好像摸着一点门道了。说得俗一点儿，随笔小说，就是把议论和叙事加起来的小说。其实，议论和叙事相加的小说，并不是个新东西。很多外国小说是这样，很多中国小说也是这样。只是都没有打出随笔小说的旗号而已。
说实话，我不喜欢随笔小说。对博尔赫斯的随笔小说尤其不喜欢。我觉得他的叙述过于云山雾罩，能见度很低。甚至可以说，是喜欢装神弄鬼，非要把读者给绕糊涂不可。我对他竟然拥有世界性的声誉，感到莫名其妙。
以往读小说，遇到议论的笔墨，我总是跳过去。再遇到，再跳过去。我不想让别人代替我的思考。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总是让我跳来跳去，让我从人退化成猴子，我会放弃那个作家，从此不读他的作品。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惹不起，咱躲得起吧？
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如果一个作家能把议论舞弄得很精彩，像钱钟书在《围城》中的绝佳表演，我还是很愿意享受一番的。遗憾的是，大多数作家，都不具备钱钟书的才华。
读《孙犁文集》，读到《小说杂谈》一文，有喜逢知音之感，不知不觉，腰杆也硬了许多。
孙犁说：“外国作家，习惯于在小说中直抒胸臆，有的动辄数千言，从客观世界，把读者拉入他的主观世界，听其说教。现实主义作家，有这种手法，而浪漫主义作家则尤甚，成为创作不可排除的手段。”这段分析，可以说是点到穴位上去了。
孙犁说：“我少年时，也很喜好这种手法，以为兼小说和诗歌为一体，实便于情感的抒发尽致。但回头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实又感到，有此不为难，无此则甚为难。”以《红楼梦》和《水浒传》为例，“从来没有见过，曹雪芹和施耐庵，在叙述人物、时令、天气之时，忽然发一顿议论和感慨的”。
仔细琢磨，还真的是“有此不为难，无此则甚为难”。
当然，孙犁并没有完全否定外国作家擅用的创作手法。他说：“从外国引进的这一手法，是无可非议的，也不能废止的，但要做到适可而止，不可泛滥无收拾。”
“要做到适可而止”，我记得汪曾祺也说过类似的话。翻开《晚翠文谈》，在《小说笔谈》一文中，看到这样一段话：“现在的年轻人写小说是有点爱发议论。夹叙夹议，或者离开故事单独抒情。这种议论和抒情有时是可有可无的。”
汪曾祺所说的“现在的年轻人”，指的是大多数当代作家。很多人都知道，中国当代文学的“母乳”是外国文学，而不是中国古典文学。有过那么一段时间，当代文学成了外国文学流派的试验田，什么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先锋派，让读者眼花缭乱。现在这些伎俩都消停下来了，但外国文学的影响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就是当代文学缺少“中国味”的根本原因。我不理解的是，当代作家，为什么不愿意从中国古典文学中汲取一些营养呢？
孙犁和汪曾祺的小说，都有中国味。但只有孙犁和汪曾祺，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