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言说的权利
作者：潘大林
人不吃饭会活不下去，人不说话就会沉默，就会憋屈，就会浑身上下不得劲。因而鲁迅说：不在沉默里爆发，就在沉默里灭亡。因而古人说：防人之口甚于防川。二者都具有同等的意义。
最近30年，最大的变化，主要还是解决了嘴上这两个问题。其中人们说得最多的，是温饱问题的解决，人人有饭可吃，获得了生存的基本权利，有的还越吃越好，吃出了铺张，吃出了浪费，吃出了肚腩，吃出了毛病。但这方面人们已谈论得很多，在此我只想谈谈说话的权利。
“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这是一位领袖引述的民间的习语。古往今来，人们不知说了多少话，天空也依然顶在我们头上，可见这的确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但领袖这话既是转述，就未必真是心声。有人信以为真，自然祸从口出了。且不说普通人，就是功高盖世的彭大将军，也因言得祸,难保善终。到极左路线横行猖獗的“文化大革命”，人人自危，提心吊胆，谨防着自己出言不慎而祸起萧墙。那种阴影，一直笼罩到上世纪70年代的中后期，当年我认识的一个人，因为传播了几句从收音机里听来的外国电台的话，就被刑事拘留了好些天。
30年改革开放，30年弹指一挥。如今，我们终于可以自由地说话了。在火车上，我曾经听到有人肆无忌惮地大声议论某位高官，言辞激烈却又空口无凭，大有造谣诽谤之嫌。他的身旁就坐着一位警察，警察只是微笑着，偶尔反驳一下他的观点，却丝毫没有要将他抓起来的意思。而如果你到北京打的,出租车司机似乎个个都是刚刚列席政治局会议出来,会滔滔不绝地向你“传达”一堆政治新闻,牵涉人物的级别和所述事件内幕的保密程度，显然都是最高级的，但好像也没有人要去查证或者辟谣。
就拿《文学自由谈》来说，上面所刊出的文章，要是放在30多年前，许多作者很可能会因文而获咎。幸运的是，这些年来，不仅《文学自由谈》的作者，似乎全国的文学艺术界，也还没有哪一位作家艺术家因为创作而获罪的。写作是说话权利的延伸。记得大约20年前，王蒙先生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说一个家庭尝试早餐方式的改革，改来改去都不合适，最后还是改回到老爷子的稀粥咸菜上。当时马上就有人牵强附会，往政治上上纲上线，说作者居心不良，影射攻击。一些人紧张莫名，一些人则幸灾乐祸，文艺界一时风声鹤唳，山雨欲来。然而一段时间过去，一切风平浪静，王蒙照样写作，照样发表作品，照样到处考察讲学。他来桂林与大家座谈，有人问他：你这小说到底想写些什么？先生狡黠一笑：你说写什么？就写稀粥嘛。是的，也许他确实写的只是稀粥，仅此而已！
这个看似孤立的稀粥事件，得以波澜不惊、有惊无险的方式解决，实在是习惯于莫谈国事的国人的莫大欣幸。此后，社会逐渐兴起了一种以人为本的新空气，人们终于可以比较充分畅达地言说自己的观点了，嘴巴的吃饭和说话权利，都得到了基本的保证。应该说，这是一个政治清明的时代应有的宽松环境。30年来不再听说有因言获罪、因写作获罪的人，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十分庆幸、也十分欣慰的事。
随着网络的兴起，人们自由言说的环境有了更广阔的拓展，言说权利也有了更充分的体现。在这种自由宽松的氛围下，倒是有些人滥用了言说的权利，践踏了人性的底线，玷污了话语的崇高，也扭曲了说话者的灵魂。这类言说除了文坛上“纵做鬼，也幸福”这样的鬼词外，更多的还表现在官场上，譬如治下明明多有死伤的矿难，却还拍着胸脯保证安全；明明刚收受过巨额贿赂，却仍在冠冕堂皇地做反腐倡廉报告；明明知道某领导毛笔都拿不好，却仍狂吹羲之再世、怀素遗风，不惜拿单位重金索购“墨宝”……
由此可见，环境的改变固然是言说自由的外在因素，但人的素质的提高恐怕才是真正言说自由的内在保证。要做到这一点，我们恐怕还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