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文化人的责任

作者:李 更 夏康达




  李更:我现在还记得23年以前我们在安徽开的“全国改革文学研讨会”上,有老师说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读别人的作品是必须的功课,但是作为专业的习惯,也成为生活中的负担,特别是要看很多自己不喜欢的文字,到了评奖时,不得不大量地阅读,有时简直觉得那些文字像苍蝇,你还不得不为了工作去吞它,没有丝毫阅读的快感,你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吗?作为专业的阅读者,你会将一本书从头到尾读完吗?
  夏康达:搞文学评论,不能不读作品。一旦文学阅读成为职业的需要,阅读快感肯定要受影响。尤其是阅读自己不喜欢的作品而作为任务不得不硬着头皮读下去时,确实是个苦差使。但读到好作品时,你就会感到从事这个事业真幸福。我这个人战线太长,常常感到时间不够用,总是怨恨自己作品读得太少,因而对当前创作缺少发言权。但如果要评论或讨论一个作品,我是没有那种不读作品就能发言的本事的。
  李更:再谈谈作家的属性吧,现在对作家属于哪个阶级似乎讨论得比较热闹,应该怎样划分其成分?是从稿费及其衍生收入上看?还是从其作品的社会影响上看?
  夏康达:现在好像不大谈人的阶级属性。你认为现在给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划分阶级,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吗?现在我们建设全民小康的社会,作家基本上是属于当前提前进入小康的社会阶层(或者说群体)。作家是知识分子,无论作家在经济上居于怎样的地位,都不应该忘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只有你的作品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良心,你才无愧于作家的称号。
  李更:我看到你最近谈国学的文章,现在有点国学热,你似乎有些不同的看法?
  夏康达:我首先对现在沿用“国学”这个概念就有怀疑。“国学”实际指的就是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传统不能代表当代中国的全部,有什么资格窃取“国学”这个冠冕堂皇的称号。当然问题不在一个名目,不必过于纠缠于此。我们都知道,对文化传统要批判继承,“五四”时是一种批判继承,建国后又是一种批判继承,“文革”时也是一种批判继承,那么我们现在居于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应该如何批判继承,究竟研究清楚了没有?缺乏深入的研究,一窝风地搞那种“国学热”的浅薄的普及,我看不如多学一些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我这里不是说的传统美德。传统美德的弘扬,根本不必搞什么“国学热”。这不是几句话能够讲清楚的,或许我根本说不清楚,只是有点疑虑。
  李更:作为天津的文化名人,你的社会面貌也有点多元化,你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吗?你认为文化人对社会到底有多大影响力?
  夏康达:我不能算是什么名人吧。我的身份是有点“多元”。那时在学报当主编吧,我又是中文系主任,还带研究生。对文坛来说我是在大学工作的,在学校我又活跃在文化界,是搞文学评论与写杂文的。给学生上课,我的身份是学报编辑;在出版界,我又是个大学教授。早年我的一位老同学写我的专访,我给他定的题目是“文坛勤杂工”,我现在退休了,也还是一个勤杂工。
  文化人对社会有什么用?我说一句废话吧,文化人就是要努力使社会有文化。我去年去访问美国,最大的感慨就是普通人的文化修养上的差距。事情都是小事情,小事情上的差距却反映了大问题。鲁迅那个年代就在讲改造国民性,不管这个提法是否科学、准确,但他是意识到了一个文化人的社会使命,也即文化使命的。看来这个任务还任重道远,我们大家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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