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只是，我侧转了写作时的身体方向
作者：李建立 陈东东
六、很明显，在您非常讲究诗歌中的音乐因素，在上次的谈话中，我也向您提及，我觉得第一次对音乐的内在感知就是来自于您的诗歌，在我看来，用您的一个题目描画我对您早期诗歌的印象可能非常便捷：《形式主义者爱箫》廿当然，这可能是一个色情的隐喻卅。所以，我很感兴趣您对音乐的理解，尤其是音乐与诗歌的关系。
答：这是好几次要我谈起的话题，我就没什么新意地再说一次——其实是引用我以前的言论：
要是我的诗歌航船有它自己的方向和目的地，我诗歌罗盘的指针，则总是被音乐的磁极所牵引。我的想像常常因一种无词之意味而启动，终于穿越一重或多重词之境，差强人意地抵及一首诗。当我自问为什么选择诗歌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设想，很可能，诗歌只是作为音乐的替代品被我迫不得已地拣起来应用。那像是因为我不会音乐，退而求其次。实际上呢，萦回我心间的节奏、语调和境界之表达，惟有以诗歌的方式，才更能曲尽其朦胧或明澈、幽微与晓畅、细碎及犷放、俯仰高低和张弛缓急……十多年前，在回答一本叫做《パンと》的日本诗歌杂志的提问时，我引用过美国诗人阿什伯利的一段话来说明我由于音乐而选择诗歌的原因，在此不妨再引用一次：
我感到我能在音乐中最好地表达我自己。我喜爱音乐的原因，是它能使人信服，能将一个论点胜利地推进到终结，虽然这个论点的措辞仍然是未知量。保存下来的是结构，论点的建筑方式，风景或故事。我愿在诗歌里做到这点。
这也跟我对现代汉诗那高度自由和自律性的基本认知有关。基于这种认知，也由于我向诗歌提出恳求的初衷，我的诗歌更神往于音乐的境地。音乐像是个绝对和终极，高于进行时态的写作着的诗歌，是所谓理想的诗。而这种理想的诗，我曾经认为，要用异于日常话语的纯粹语言来演奏……而纯粹语言并非日常话语在某一方面廿譬如说，语义卅的减缩和消除，相反，它是对日常话语的扩充和光大，是语言的各个重要侧面同时被照亮，并得以展现。节奏——诗人因心灵的激情而强化了的生命律动，是令那语言的激情朝向音乐的关键……这样的观念，使我的诗歌写作亲近于瓦雷里谈到过的“纯诗”。它的形式主义有一个理想主义的前提，一个纸上的乌托邦为我的诗歌写作提供了向心力；它趋于空幻，它的无限可能性有着命运般注定的不可能。
因为“纯诗”实际上的无法抵达，令“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诗人永远行进在语言的路上——尽管我确切地说过“诗不是语言”，但诗人的语言却不得不几乎就是诗；或者说，诗歌意识首先是一种语言意识。而我的语言意识，正是，当然是，也首先应该是对现代汉语的意识。在我的写作中，就语言的层面而言，对汉语性或中文性的追求，其重要程度正如在诗的层面上对音乐性的追求。然而，就像我可能以具体的诗篇去演绎和神往于诗之音乐，却不能将它抽象地讲述，我也不能给我所谓的汉语性或中文性下一个定义。现代汉语的汉语性或中文性犹如现代汉语本身，在慢慢成形，渐渐成熟，它会在未来的回看之眼里更加明晰和确切。
七、在九十年代，可以简要说一下是什么外在的遭际促成了您的诗歌向原有您似乎在回避的那部分日常经验的敞开吗?覠
答：我的诗歌写作的确有它的阶段性，有变化和转折，但那主要不是由外在际遇促成的，而是诗歌写作的内在必然，是我的写作行进到某一时刻的需要。惟有出于诗歌写作本来的需要，变化和转折才会带来真正的新意。其生长点，则刚好和只能是你先前的写作。我的诗歌写作一直在变化，那种转折，也并不开始于九十年代，而是要早得多。那是想像力和洞察力的一次次新的敞开，虽然不能说跟新的日常经验无关。细想起来，我的诗歌追求和语言态度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也许只是我的写作姿势，或许我的写作姿势也并无不同，只是，我侧转了我写作时的身体方向……
八、您认为一个诗人的写作的乌托邦是什么样子的?覠并请谈谈您目前的生活与写作状况。
答：一个写作的乌托邦?覠我没有想过。现在也不知怎么去设想。我现在生活在上海，过着跟普通市民差不多的日常生活。我想要找一份不太妨碍写作的工作，好让我的写作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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