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当代诗人点评（四）
作者：燎 原
李小洛
李小洛在近年来的出观，几乎有着某种程度上的不可思议性+她以陕南安康小城“安康”性的写作，为当代女性诗歌展开了一个全新的向度+
我在她的诗歌中看到， 当代女性写作进程中那种由性别意识的觉醒到性别对抗，再到对话语权、对社会中心位置不断攻克的挺进姿态，在她的笔下突然中断，代之以令人惊异的方式——倒退，乃至退出。并且是怀着“我要做一个享乐主义的人”这种愿望的退出：这显然是一个悖论，而李小洛却力此追寻出这样一个前提：人活着就有欲望，欲望当然无罪，但这个世界却不堪重负，于是，就有了为这个世界“减负”的奇思妙想：把自己享用的一切物质和欲望省下来分给别人，最终把自己这个“多余的人”从世界上拿走。她当然没有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但却从角逐的紧张心态退出中，获得了自在和安宁，或者说，她是要从不断雄性化的女性尖锋时代，退还出女性固有的裕如与从容、
许多优秀诗人的写作，表现为对即有精神艺术模式更有力的追加；而李小洛的诗歌，则很可能自创了一个将被别人追随、追加的模式。
多 多
作为当年朦胧诗的元老，多多在2004年国内诗坛的复出，称得上一个新闻。也给了诗界一个将他早期的诗作带入之后综合考察的契机。而这种考察的结果则是令人震惊的。早在1972年中国尚无现代主义的诗歌土壤可言时，他就写出了诸如《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以及稍后的《当春天的灵车穿过开采硫磺的流放地》等等这类超时代的诗篇。将它们与多多直至现今的诗作结合起来，我在他犹如彤云深处链形雷霆的意象和修辞中，看到了一个语言国度的恺撒形象。而与此相反的，则是他长期修士般的匿迹。但十数年的海外旅居生活并没有改变他什么。我们在其中看到的，仍然是一个痛苦、阴鸷以至桀骜不驯的灵魂。正所谓“整个英格兰，容不下我的骄傲”。
多多的诗歌没有发展、成熟的线性过程，他几乎是在起步的同时就完成了自己。这是一位根本不屑于写作的数量、而只醉心于在文字中提炼浓缩铀的诗人。这因而导致了他的诗歌在公共层面的不可流通性。
——但这正是一种艺术贵族的骄傲。
严力
严力在当代诗人中是一个特殊的标本。早在1979年，他就以诗人和画家的双重身份，兼跨“今天”诗人和“星星”画家两个群体——这是新时期艺术史上启动了此后的朦胧诗和现代主义美术的两大源头。上世纪80年代中期往后，旅居海外的他又在美国创办了影响广大的汉语先锋诗刊《一行》。而在上述两个群体的诗人艺术家们大都早已改变了人生姿态或先后收山的现今，我所看到的诗人严力却适逢其时。他早期的诗作就在朦胧诗人们共有的尖锐锋芒中，回环着惟他独有的艺术游戏精神——这正是他不断刷新自己，从而保持活力的关键。而在中国步入富人经济的今天，当他的笔触涉及到都市中“原始财产的压力”、以房产的平方米面积等数据表达心理优越感的社会生态，他又以“所以还是他妈的平方米万岁”的调侃与戏谑，阐释了什么是诗人真正的游戏精神。
一个诗人的先锋性似乎正是这样的：他总是能在他人沉醉的地方提前游离开去，继而昭示一个新的方向。
文晓村
比起洛夫、痖弦，尤其是那个把乡愁比作邮票的余光中等台湾诗人，今年七十多岁的文晓村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这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内地的一些学者，就有专门研究他的专著出版。而由他与同仁们创办的《葡萄园》诗刊，不但在两岸的诗歌交流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并且更展示了台湾诗歌的基本形态。作为其中的一棵长青藤，文晓村的诗歌也就具有了标本意义。
这是一种对西方现代艺术经过了早期的消化且溶解于本土之后，逐渐确立了基本形制的诗歌。或者说，台湾新诗经过文晓村这一代人的努力，已建立了一种可供延续的新的传统。他的诗歌是一种常规性写作中的功夫诗，在严谨的构思控制中，飘忽的意象随着情感意绪的步步推移，最终呈现为雾中之花——题旨的确定性因着氛围的多义性，而显现出丰富的索解意味。他在寻常事物诸如《老校长》《母亲节前夕》《羊吟》《布偶》这类诗作中寄寓的悠长沉吟，使他帐然独立的形象飘忽着沧桑的烟雨。
祁国
上世纪50年代及其之前出生的诗人们，大都具有一种痛苦的诗歌写作基质，而60年代中后期之后出生的诗人们，却崇尚快乐原则的写作。我在一大批面目相似的顽主中之所以记住了祁国，是因为他那首仅仅四行的《自白》：“我一生的理想／是砌一座三百层的大楼／大楼里空空荡荡／只放着一粒芝麻”。继而以此为路径，进入他充满荒诞感的诗歌空间。就外在形态而言，这是一种无聊的写作，饶舌的写作，但却又是呈现着强大野生生机、给即有诗歌模式注入了异质血液的写作。他将当代生活中众人习焉不察的可笑和荒诞，以聚焦放大的形式凸显出来，并在他人苦苦寻求解脱之道而不得要领时，以同样荒诞的个人方式，昭示了一条方便之道。比如他在《大雪》一诗中这样的方式：眼看着前边的行人在雪路上不停地摔着跟头，他一边没心没肺地纵情大乐，一边做出这样的决定：“为了降低自己摔跟头的概／我一出门就先主动摔两个跟头”。
实在是聪明极了。
侯马
作为一个具有群体艺术趋向的写作者，侯马在呈现着调侃、反讽乃至亵渎这些群体性的共同特征时，笔底又不断带出个人精神背景中，由乡村生活经验所敷设的底色。这两种元素的相互呼应和溶渗，拉长了他诗歌的写作链条，也使他的诗歌获得了综合考察形态中的宽度。
他的《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中那种“急智”性的诗歌发现，《种猪走在乡路上》在现世的真切性中滑动出的谐谑感，都似乎是要在清晰的意义内核之外，覆裹上一层调侃的油纸，以此形成阅读快感的强刺激。由重减轻，由庄入谐，由谐入邪，这是一种具有侯马标志的写作。而在《可乐如何来到中国》、组诗《九三年》(这个与雨果那部著名小说同名的标题，亦不无调侃意味)这类诗作中，他却以同样强调趣味的轻松语态，在对不同社会场景的展开中，还原出当代生活浑浊、沓杂而又亘贯着喜乐精神的活力——更由于角度的乖僻，使得从中起出的每一张底牌都花色迥然。
汗漫
汗漫以汉赋排律式的诗歌长行，呈现着一种在当代诗坛消失已久的大道阔步的气质。在以非主流写作为主流的现今，汗漫这种原本主流性的写作，反倒成为边缘化的品种。
这类诗歌不难让人联想到惠特曼和郭小川，但彼此间的内在构成却有着质的差异。在汗漫以“祖国——祖先的国度”这种情怀的观照中，结集在他胸中的，是以《汉乐府》所象征的家国式的堂皇、大度与硬朗，以及来自中原大地由稼穑、歌谣所汇聚的地气。这因而养育了他乡间士子式的充沛与浩荡。并以此纵驰在地理与人民组合的大野景色中。
但这种歌咏性的写作更像是一种呼唤——唤回并确认现今平庸的土地，与曾经由它造就的灿烂文化间的血脉联系；使大地上物质性的劳碌，恢复其《汉乐府》时代的诗意和健壮。
潘维
诗人海子曾把自己想像为“太平洋上的贾宝玉”，但他没做成的梦，却在江南诗人潘维的诗歌中成为事实。潘维诗歌的主体，就是女孩们环绕成的风景。他其至还以此为核心，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家族意象谱系。这个谱系的外延，一个是美国离群索居的女诗人狄金森，潘维称她为姑姑；另一位是个男人——法国诗歌浪子兰波，潘维要追随他直到“阴郁的天边”。
这样的诗歌谱系，显现了潘维俗世的享有者和逃遁者这样的矛盾。所以，他的诗歌在丝绸、蝴蝶的华丽，和阴雨、青苔之类地下气息的沉溺中，呈现着一种颓废的浪子气息。这让人想到了他的浙江同乡、潘维或许可以称之为表叔的郁达夫。
而这一颓废所有的深刻性都表现在，他对“时间中的江南”的看见和遁入。与“时间中的北方”，那种家国式的大气和粗糙相对应，江南那种文人士子式的闲适与精致几乎是迷魂的。正如潘维借隋朝石棺中一位女孩的口吻，这样让人神弛的表述：“我至高的美丽，就是引领他发现时间中的江南／ 当有一天／我陪他步入天方夜谭的立法院／我会在台阶上享受一下公主的骄傲”。诗中的这个“他”便是潘维自己，而这个女孩，她的“外公是隋朝的皇帝”。
蓝野
蓝野以“京华志”系列的写作，提供了另外一重考察当代诗歌的文本和社会信息。它所折射的，是当今的文化“北漂”大军在中国这个首都的生态。这是类似于巴尔扎克的《幻灭》中，以吕西安为代表的那一外省青年艺术家群体。19世纪上半叶法国外省青年闯巴黎的故事，在21世纪临界点前后的北京重复上演。
但这里描述的不是群像，而是一个已经融入其中者，与爱情、朋友交往等日常生活相关的记写；是两个人从北京的四环路到三环二环乃至郊外铁轨的游荡，以及与正在为融入而打拼的友人们的月下醉酒。但无论是前者或后者，这其中映现的，都是一种“无根”的漂泊。并在对于这种状态潜意识的自然带出中，加深了这一族群的心理景深。
蓝野的写作，是一种力求逼真还原现实生态的现实性的写作。而正是由于放弃了技术意识中的变形和枝蔓缠绕，他的叙事才呈示出与题材相匹配的准确和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