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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次邂逅之后(创作谈)

作者:陆 健


  作品越来越多,但诗人的面貌究竟如何?他的风格在哪里?搞艺术的人终归要把自己和其他人区分开来。这样想问题,大约才不会离“艺术家”的称谓更远。无论数量怎样丰富,题材领域多广阔,都还够不上“形成独特的诗歌风貌”的边儿。这个问题,好像就在那儿,平铺在那儿;它又像一座山,许多人无法翻越过去。
  风格不是想建立就一定能如愿以偿地建立的。它必须和诗人的道德观、价值观、思维方式语言方式、性格、人生阅历和体验相关。天才无须“建立”,他一落笔,什么就都在里面了。如我这般的普通人,不行。不能省略“打磨功夫”。尤其是有过一段写作经历的人,风格往往形成于以往写作特色的“延长线”上,它是诗人不断放弃一些东西、保留一些东西,巩固发展丰富一些东西之后逐渐建立成形的。诗人应时时提醒自己,控制、遏制“惯性思维,惯性书写”,在发现了形成自我面貌的“可能性”之后砥砺而行,使自己渐近“完形”状态。
  对“荒诞”的表现曾经隐显在我的早期创作中,如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次又一次》《魔幻小说》《哲人轶事》《有诗意的生活和没有诗意的作品》《无名状》《迪斯科舞曲》《几个片段》《前提》(以上均见于拙著《爱的爪痕》漓江出版公司1911年11月版。这些作品是当时我对诗歌表现手段进行“广泛试验”的结果。自发性的、缺乏理性认知和自觉梳理的阶段性的产物。当然它们产生自具体的生活经验,其来源是靠得住的。2003年我还写过《非典时期的了了特特博士》(春风文艺出版社年2003月6月版)一书,43首诗歌之后的“后记”中,我曾援引了杨斌的一个概念“假想性荒诞”(见《电视幽默论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4月版),来进行新的写作尝试,但“了了特特博士”过后,我对杨斌的概念从创作实践的角度加以反思,感觉和我所需要的“荒诞”仍有距离,遂事搁置。因为这种“荒诞”建立在“假想”的基础上,它也许很深刻、把“荒诞”的情态渲染得颇充分,但依然是“智慧”层面的东西。我们今天的一些诗歌从来不缺乏智慧,或者说是聪明,相反,总有作者在那里卖弄聪明、让自己的想像力在“空中乱飞”(借用孙文波语)并为它作广告的嫌疑。我情愿我的诗歌,起码是一部分诗作,和生活的关系更加直接些,是“能够揭示现实生活中有切肤之痛的感性十足的诗”。我不知道我这次是不是真正地“找到了自己”,但我认可这样的创作思想,愿意据此加以尝试。我想写出“人的皮肉上长出了锥子——给人滑稽、荒诞之感,拔出锥子,叫人感受到刺骨之痛的那种诗歌”。至于手法,借语作桥、反向求因、逻辑错位、偷换概念,等等。明眼的读者一下便能看出:在《九次邂逅》中,包括见于2004年11期《诗选刊》杂志的《抚顺市和平区西段61号》《给俺媳妇的生日祝福》之类,真正够格的作品仍属少数。我给自己设计的这个标尺是不是太高了;或者它本来就不适合我?
  2005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