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诗歌的至高律令

作者：张桃洲

　　一
　　
　　翻阅历史，不难发现一个缠绕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的事实：在每一年代，都有给诗歌制定律令的人，他们总是以各种名义要求诗歌做什么、不做什么。我以为，这或许正是新诗“命运多舛”(冯至语)的根源之一。再健忘的人们大概也不会忘记，半个世纪前在“古典+民歌”指示下“全民办文艺，人人是诗人”的那一幕。
　　时下，又有人开始给诗歌制定律令了。一种颇为强烈的呼声是，诗歌不应再沉溺于个人情趣和技艺，而必须直面严峻的“现实”，特别是底层民众的疾苦，以某种“低”姿态抗拒精致技艺的高蹈。这种呼声之峻急，让人想起1930年代那同样峻急的吁喊：“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情感!……如果仍抱住其‘寂寞呀’，‘苦恼呀’的个人主义的颓废抒情诗篇，无疑的，这个人是有意识朦胧了铁血的现实，这不仅是近代诗坛上的罪人，而且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二者的姿势和语气如出一辙。
　　诗歌必须书写底层疾苦?诗歌必须深入民间、向“低”看才是出路?我不知道这些理直气壮的要求有何依据。想一想，在新诗历史上，一代一代有多少人以民间的传人自居，试图充当底层受苦受难的民众的代言人!他们以为，把民间这个词挂在嘴边、在诗里涂抹一点点底层的色调，就可以真理在握地滋生一种优越感了。事实证明，对于他们中的多数人而言，所谓“民间”、“底层”不过是虚张声势的幌子罢了，在表演完毕之后，他们就一边窃笑着抹掉那滴假想的眼泪，一边数着大把大把的利益了。
　　在诗歌中，真正的民众从来都是喑哑无声的，也不需要谁来代言。
　　
　　二
　　
　　的确，中国诗歌陷入了巨大的茫然之中。一方面，是那些光滑的、轻曼的语词制造者，不断抛出炫人眼目的“诗意”弧线，醒目地占据了主流刊物的版面；另一方面，是那些浑浊的、未经任何汰洗的辞藻泥石流大行其道，激起一片喝彩。不过，我并不由此而悲观地看待中国诗歌的前景，因为实际上，仍然有不少保持“对经验和技艺的双重关注”(陈超语)的诗人，在沉潜地探索着。
　　在我看来，中国诗歌的当下困境，依旧是“怎样写”的问题，而并非“写什么”的问题。那些试图用种种花样翻新的“反叛”主题、“出轨”素材来刺激诗歌，寻求诗歌新途的做法，终归是一种虚妄。
　　有人在盛赞当前诗歌中口水四溅、垃圾横生的崇“低”倾向时，甚至把其源头追溯至法国的“恶魔”诗人波德莱尔，因为后者的诗中也大量地出现了苍蝇、腐尸、骷髅等病态物象。殊不知，波氏非常注重诗歌韵律的作用，他的诗歌讲究形式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尤其体现在他的众多十四行体诗中)；他对病态物象的描写，是为了抵制前代夸饰、泛滥的浪漫主义诗风；且不说波氏诗歌中浸润了一种天然的宗教感，这是那些将波氏引为同道的诗写者所不具备的。
　　因此，所谓“破坏即建设”的断语，实在不是行得通的良方。相比之下，我更愿意读到这类源于个体经验、切入当下现实的诗作(顺手录自《星星》今年第2期)：
　　在黄麻岭，黄昏如此空旷
　　它们多么像我少年和暮年的样子
　　时间在上面留下一点，一点，空旷
　　——郑小琼《散步》
　　此处的语气和节奏的分寸感，倘若不经过精心锤炼，是不可能获得的。还有如下句子：
　　她们沿着褐色的机台，走在五金厂的灰色间
　　手持着青葱的青春，白色的图纸贴着
　　晨光的黄，在晃动
　　靳的一天投影在淡蓝的墙上
　　——郑小琼《色与斑》
　　那种对于生存境遇的惊鸿一瞥，在色彩的巧妙转换中得以完成。显然，问题不在于诗歌是否应该直面现实，而在于如何准确地处理现实的经验。
　　
　　三
　　
　　往往，人们在表述某种观点或见解时，是以他们的好恶和趣味为出发点的。可是，一旦个人好恶和趣味被扩展成普遍的准则，悲喜剧和闹剧也就在所难免。一个基本的常识(底线)：你可以不喜欢某类诗歌，但你无权禁止别人写出那类诗歌。
　　富于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要求诗歌书写底层、一味趋“低”、以“反道德”姿态现身的人们，俨然又以道德的审判者自居。他们摆出一副义正词严的架势，编制了一个牢不可破的逻辑：诗歌必须担当底层民众的代言人角色，否则便是不“道德”的。他们撇开诗艺的精进努力而不顾，以一纸流于空泛的直面现实的慷慨宣言，取得了诗歌美学的豁免权和一种新的“政治正确”的霸权。
　　然而，必须书写底层——这种貌似合理的诗歌的道德诉求，果真具有优先地位吗?这里不妨借用曾被当局指责为“文学寄生虫”(由此遭到流放)的俄裔美籍诗人布罗茨基说过的话：“每一新的美学现实都为一个人明确着他的伦理现实。因为，美学是伦理学之母”。这也正是爱尔兰诗人希尼所指出的：“把诗歌纠正为诗歌，设置它自身的范畴，通过直接的语言手段建立权威和施加压力”。
　　是的，诗歌有其自身的伦理，它自己的至高律令。那也许是语言或别的什么，但决不是强加给它的可疑的道德要求或外部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