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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书和报纸之间
作者：耿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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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写作过时了?
尽管没有在诗学上提出疑问，但在私下里，在内心中，有许多时刻我和那些已经不读诗的人一样怀着一种不道德的疑虑：诗歌是否已经是一种过时的文体形式了?如果每一个时期人类社会、人类的思想情感都会有一种主要的表达媒介和文体形式，那么诗歌文体显然已经过了与人类情感表达关系之间的蜜月了。在这个大众传媒的时代，文学话语在整个社会传媒和交流语言中所占的分额与比重已经十分微少，而诗歌话语在文学话语中又是一个精致的、曲高和寡的少数话语。那么为什么还要写诗?写诗是一个传统的惯性的暂时延续，对古老的话语的魔法形式的迷恋与模仿?还是因为诗歌在现代社会文化建制或文化资本的配置中仍然占据着一席之地?一个人在下班的路上买一份报纸，是想了解当日的一些新闻或一些信息，或者是想知道一些闲言碎语，以便作茶余饭后的谈资。然而，一首诗和一部诗集中没有新闻、没有信息，也没有小道消息，一个人为什么要读诗?当然，一个人的一生中或一个孩子要读一点唐诗，因为它是文化配制(语文课)的一部分，还因为它是国粹。人人都会背诵一些唐诗宋词，可并不因此会改变当代诗歌写作的命运。
经书之后，报纸成为最普及的读物
自从印刷资本主义产生以来，人们的阅读对象和阅读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此之前，人们经常和主要地阅读(聆听的)是经书，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经书和经典。经书通常是由民族的先知或贤哲写成，更经常地被认为是在传达一种神谕、一种启示。简单一点说，经书只描绘一个地方：天堂和地狱。现世只是一个走向它的中途的时刻。冈此可以说经书关心的是永恒的道德选择或人的命运。报纸和各种大众传媒则只描述这个看得见的世界，而且是空间和时间上这一刻的世界。此刻此时具有了自足的意义。它是现世中的现世。正像报纸是一种极端形式的书。是极为普及而短命的书：只活一天的书，朝生暮死或暮生夜死的书。有如安德森所说，报纸是一种不能过夜的商晶。它是现代极端消费社会的象征：它是经久耐用的过时，是持久劳动的过时，是永恒观念的过时。阅读报纸和收看晚间新闻成了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集体仪式。这是现代虚无主义的一个集体仪式。人类走向虚无主义的第一步是视野中未来幻觉的消失，第二步就是历史和过去的虚无化。有效的时间、有意义的时间越来越短暂。的确，一个变化得太快的世界，使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虚无缥缈的影子，使任何坚固之物都变成了过眼云烟。
当报纸的新闻报导形式成为我们时代里的社会经验的主要传达形式时(还有我对之所知甚少的网络)，今日的文学写作也正在力图增加纪实性，以取悦于读者。甚至诗歌写作也企图增加更多的叙述性。不具有这一变更能力的写作就会被完全边缘化，或被遗忘。
诗歌，经文，秘传知识
在传播信息和新闻的意义上，诗歌的叙述性只是一种徒劳的竞争。诗歌的写作和阅读都与这种同时性的消费不同，但诗歌的命运早已处在从经书转向报纸的时代。诗歌的命运有一点像经书的命运。经书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存在，它是稀少罕见，和秘密传承的知识。即使在大庭广众之中宣读它也仍然保留着其秘传知识的性质。经文知识的秘传性质，不仅是因为经书的稀少或手抄形式，而是因为一切经文都使用语言的隐喻或象征方式说话。经书上所说的事情没有直接的可见性，或直接的可交流性。它用隐喻的语言说话。经文的阅读习惯自然能够耐心地理解诗歌，后者同样是用隐喻，并且也同样不具有直接可理解性，或交流的直接性。一切真正的经典都需要阐释，正像经书产生了阐释学。
在这种现代传播中，诗歌类似于手抄本的经书，且不说自印的诗集，正式印刷品的灵敏量也使它具有一种刻本或手抄本的性质。与没有秘密的大众传播相比，诗歌在当代重新在为一种秘传知识。诗歌为什么要用一种非交流性的语言说话?如果诗歌在当代世界的存在不是某个人的怪癖的话——在人们争相传播信息和观点意见或许还有某些真理时，诗歌似乎正在放弃大众交流和广泛传播的权利，它甚至对当代学界的论争和当代社会状况保持着沉默——诗歌在说什么?或者说：诗歌对什么保持着沉默?
经文之所以难懂是因为它在传达一种秘密，或一种神谕。在启蒙话语成为大众传媒的主流话语之后，经文的秘密和神谕一起消失了。坚实的真理消失了，只剩下神秘的寓言化的形式。诗歌看起来就像没有了神谕的寓言，没有了秘密、当然也没有谜底的谜语，一种过时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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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化与模态
写诗的人体验到交换世界的交流语言的专制。因为这种交流语言认为，在它的界限之外，不存在别的意义空间。诗歌文本反对陈词滥调对人的意识的统治，它与直接可交流性语言相反，因而具有批评性：它与可能采取思想控制形式的概念化原则互不相容；它拒绝商品化交流社会的关于交流的潜在设定，倾向于摆脱市场规律和交换价值的中介作用。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已经说明，从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其大部分形式都是统治的工具。它是一种为了能够把现实关闭在一个封闭的体系里，而追求技术效率并进行分类、计算和衡量的思想。交流性语言帮助组成了一个围绕着效和技术功利转动的世界。
阿多尔诺表达过这一思想：只要重视诗学经验和诗歌语言的批判和模态方面的意义，便能够赋予我们的理论以一种新的倾赂：它意味着诗歌由于其模态的、非概念的本质而对现实采取了一种不同于概念思想的态度，一种非统治的、非系统的、非分类话语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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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实的模态
诗歌语言并不只是对这种狭隘的交流以及话语的分类体系的反抗，在诗歌文本内部，存在着非概念化的、模态的或模拟的成分，它们的存在削弱了文本的直接性的交流功能。多义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瓦解了表层的固有的概念性语义。与通常的交流语言相反，诗歌语言不承认直接可交流性的权威，不承认概念在艺术表达中的优先地位，而是充分强调感知经验中的非概念的、非交流的和“模态的”时刻。或者说，一个诗歌文本向我们“报道”一件事情或一个时刻，不是把它变成一件自明的、概念性的和己知的事件，而是模拟这个时刻，显现一个未命名的事物。它用细节性的感知力消除了概念对事物的分类与厘定，用感知力深入事物的功节，或在不同层次的事物之间建立起联系，直到这个事物和事件看起来成了一个想象，一个隐喻，以及一种转义形式。在诗歌对事件或某个时刻进行模态、显现的过程中，即使使用了大概念，这些概念也在模态的管程中被分解成细小的意念的微粒，和感觉的无素。概念从它们原有的话语分类系统中脱出，融入诗歌对现实进行模态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是隐喻的使用，而是隐喻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时刻、一个事件、一种经验变成一个隐喻的过程。
一首诗是瞬间世界的一个形象，是一种经验、一个时刻的模态，或是一种经验变成一个隐喻的时刻。通过对被称作现实的事物或时刻的模态过程，一首诗几乎揭示了一个意义的形成。诗歌在这里被理解为看待现实的一种方法。大众传媒和交流性语言，可以看作是看待现实的集体倾向，和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固有观念。在大众传媒和大众交流的时代，诗歌的写作上阅读使个人的世界观成为可能：但是只能在微观的、模态的、细微的、充满诧异的隐喻话语中，在个人的、瞬间的和微观经验的、以及概念被感觉所分解的层面上。
个人的修辞学
在对集体普遍有效的价值、意义和信念消失之后，对意义的探索领域仍然存在于诗歌写作之中。意义甚至只是以诗学的形态存在着，是仍然充满可能性的空间。这是诗歌写作在当代大众传媒社会里存在的必要性之一。诗歌写作承认和承接了虚无思想，也以转换的隐喻形式承接了对意义的确认传统。尽管是在世俗的意义上。是世俗的，仍然是意义的启迪。诗歌写作、即使看来是充满虚无思想的诗歌写作，也避免使意义领域成为真空。所不同的是，诗歌写作把意义领域从传统的、固有观念的所指领域转向一种不确定的能指领域。从公共空间转向个人的空间，从实在的事物的领域转向必须把事物转变为包含着神秘性的个人修辞学领域。从经验具有交流直接性和理解的直接性转向把经验必须变成隐喻才能产生的过程之中。意义的显现已经无法离开把经验变成一个隐喻、也许有点神秘的个人的修辞学程序。
启示的困难
但与人众传媒的语言比起来，与交流性语言中的意义的确定性相比，诗歌话语似乎是表达意义缺席状态的话语。这里所说的诗歌话语，尤其不是指已经在散文世界中流行的抒情语言，不是流行歌曲和广告中的“诗歌话语”，或者说，不是各种各样的抒情形式的公共语言。对于各种各样的公共话语，意识形态话语、大众传媒话语、广告宣传话语、或公共的抒情话语的终端，所显现的是确定的意义与所指，是话语终端的意义的充分存在。但在诗歌话语的终端，是所指的不确定，是意义的漂浮现象。诗歌话语不是确信的话语体系，也不是虚无主义的话语，诗歌话语是温和怀疑主义的话语。诗歌话语企图传达一种意义，或一种启示，但对诗歌来说，启示的显现是那么困难和暧昧。意义又是那么匮乏。在对所描述的事物世界使用隐喻和转义程序上，诗歌犹如经文，但诗歌话语的终端却没有保证意义和启示的确定性的超验之物，与各种经书和圣书中的诗歌不同，现代诗歌已变成伪经。当下性的诗歌写作不能不面对人类经验与事物所处的这个历史时刻所具有的虚无性，又不能不忠实于诗歌祖传的大职：把这种经验和事物转换为一种看似不可能的启示。当代诗歌写作如此地忠实于人的历史命运：意义的缺席和启示的困难。但诗歌话语仍然力图用不及物的语言方式涉及到意义和启示的领域。因此诗歌话语发明了各种各样的修辞学途径，保持在即使不及物的状况下，对人们所说的瞬间现实进行模态化表达。
诗歌话语始终是个人的修辞学现象。它是脆弱、微妙的现象。正像启示本身那样脆弱，如同意义那样微妙。意义和启示，既是被企图传达的，又是一个无法传达的秘密——因为它的深刻、深广或相反：它的暧昧与匮乏——因而力图显现秘密的语言符号本身也变成了一个秘密。对诗歌来说，意义领域因此可以被理解为：对经验进行隐喻或修辞学的转义处理，对经验进行个人化和一次性的修辞学表达的现象。诗歌是个人的修辞学的一个秘密。诗歌是世界在个人的修辞中的一次符号学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