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杏林春暖
作者：徐 坤
民生决定在本命年来临之前结束北漂生活。这个本命年是36岁，而不是24岁或者48岁。前者毛嫩，后者衰微，多少有点像日薄西山。36岁，对于一个流浪漂泊的男人来说，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一个光荣的岁数，几乎已经是年龄上的极限，再继续流浪下去，不光遭周围人耻笑，也令他本人产生深深的人生挫败感。放眼望去，早年间一同来北京漂泊的人群，多半已经打马归山。江湖几经易主，现在市面上还在泡吧K歌的，已经是一群二十出头三十不到的小仔仔。混迹于他们之间，胡子拉碴的民生一脸落寞，颇不自然。像他这种年纪的人，如今无不油头粉面、挺着大肚腩，玩儿的都已是洗脚桑拿按摩的腐败成人活计。
年龄这东西也有意思，35岁时，人们会说他才30出头，而一到36，人们就说他30多岁快40了。其实只不过是一岁之差，却如隔山隔海。街面上几乎所有有点技术含量的招工广告，应聘者年龄都限定在男35女28周岁。好像过了这个阶段，男女都自动转科不堪的中年，成为不齿于人类主流的狗屎堆。其实这已经算是好的了。相比起古代，这已经是错把中年当少年，将类人猿后裔的青春期大大往前提了。
若从外形论，民生的相貌相当不错，面嫩，少相，胡须收拾干净之后露出一张挺像样的白脸儿，一米八几的大个儿，走起路来甩甩哒哒，有时又松松垮垮，自有一股艺术家的桀骜不驯或者是略显颓废劲儿。可惜他就缺一个专业特长，又没受过什么正经职业培训。求职方面总是处于劣势。漂亮的脸蛋能换来钱吗?那要看在哪儿，在北京就当然不能。在北京这么个人山人海人肉成堆的大都市里，美男帅哥遍地都是，最不缺的就是人才和人类。作为一个不管是漂泊在京还是原本居京的男人来说，关键是要在某个方面有点真本事，空有一副好皮囊，没多大用，顶多也只能在求职面试时占点儿便宜，再就是能讨女人喜欢，惹来的性骚扰强度大一些。其他的，什么也谈不上。
民生来北京后，做过不少职业，都是打零工和短工，没有哪一样干得长。他原来在自己家乡的小县城里，有一份不错的职业，在文化馆当馆员，也算是拿工资的人。高中毕业考大学没考上，家里人咬牙供他复读，第二年仍是差二分。就这二分就决定了他命运的走向。母亲满脸苦涩，捂着左边的奶头犯了心口疼，父亲蹲在门槛上吧嗒吧嗒抽着旱烟，脸皮耷拉得跟沙皮狗一般。
他们这个贫困家庭，三个孩子，老大是女孩脑子慢，学习不灵光。二小子大脑炎后遗症，十几岁了还经常把屎尿拉在裤子里。好不容易出了小三子他这么个精灵，学习成绩在校里也是拔尖的，怎么一到关键时候就上不去呢?
民生也是，落榜以后，人生的自信受到巨大打击。但是他不甘心就此回家务农当一辈子农民。通过一个远房亲戚二伯求人帮忙，拿着发表在报屁股上的几行诗，民生以诗人的身份，进了县文化馆。先是负责编一本馆级文学刊物，后来熬到副馆长的地位。父母仿佛又看到一点希望，但愿他能干得好一点，从文化馆能直接当馆长、县办主任、县长秘书，直至县长、书记……一步步往上升。
而民生越往前发展，就越让他们的希望一步步落空。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这话一点儿不假。作为一名乡村文化小青年，民生天生忧郁、谦逊、自卑，农活什么也不会干，整个人身上浮动着一种梦游气息。后来也不知怎么着，是因为语文学习成绩好的缘故吧，到了高一下学期，突然狂热地热爱起诗歌来，在县城的刊物上发表了一两首诗以后，更加助长了他的空想姿态，导致他的数学外语成绩严重下降，考不上大学也在情理之中。父母二位老人家，就怎也不明白，像他们这样的家庭，没有一点儿文艺细胞基因遗传，怎么就产生了像民生这种忧郁气质的诗人?除了败家和没用外，看不出他还能折腾出个什么劲道。
后来几个北京权威诗歌刊物的编辑记者携带几个闻名全国的诗人到当地来采风，顺便给文学青年们讲座。民生带去了自己的诗稿给老师们看，其中一个脑门半秃，猜不出年龄的著名编辑老师说：你的诗写得有才气，想象力丰富，笔力灵动雄奇。好好努力，会有更大的发展。
就是这些泛泛的不着边际的形容词让民生在没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民生感觉到自己的血直往脸上涌，他对自我的认知已经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他把老师说的“会有更大发展”听成是“到北京发展”。于是他还真就顺杆往上爬，把原单位工作辞了，只身一人，杀进京城里来。到了之后，首先去拜见那位夸赞过他的老师。老师已经认不出他来，经他一提醒，反倒吓了一跳，说：其实，哪里都可以有诗情的啊!不一定非得辞职进北京。
见到老师这副德行，民生心里一沉：他的吃饭住宿还都没有着落呢!出来时身上没带几个钱，满心希望着老师会收留他，帮助在北京落下脚来。这便如何是好?
开弓已经没有回头箭。没听说谁漂出来以后再无端返回去的。也只有闭着眼睛往前闯吧!他倒是也并不后悔。反倒是他的父母长吁短叹，听说他把好好的工作辞了，瞎晃悠到北京，知道这个儿子是白养了，得不上济。母亲犯了心口痛，父亲的肺部纹理愈发粗重，整天干咳个不停。
说起来，那已是十年前的事儿。
诗人在中国各地都是一个很大的群落。尤其，他们埋伏在伟大祖国首都北京的角角落落里，像沙尘、扬花、空气污染和负氧离子一样，生命力强劲，时而有形，时而无形。季节好的时候，他们就出来显一显，比方说，阳历四月，他们就会蓬勃叫春于北京东城的法源寺丁香诗会上，在当年泰戈尔与徐志摩、林徽因合影的丁香树下尽情照相折腾，几十年过去，那棵大树仍然开满沸腾的白花。秋分过后，他们又纷纷飘落于北京西山大觉寺的红叶诗歌节里，踏着纷纷落叶，吃酒念咒，搅碎了一地寺庙的清幽。这些人的人数之众，叹为观止，直教人感叹我泱泱大国五千年诗歌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每逢各路英雄豪杰纷纷从地上地下冒出来聚集时，必定要整出点不大不小的事儿来，基本与诗歌无关，与风流韵事有关，打架喝酒或者分伙儿论战，“土包子伙”和“海龟派”辩论得不可开交，以至于为正名达到要互动拳脚的地步。媒体女记者就一个劲儿的上前拉，往旁边劝，拉也拉不开，劝也劝不住，最后就把他们葫芦瓢一样斗大的脑袋拍成特写大照片，往报纸娱乐版头条上一登，咦!众人立刻舒坦，握手言和，推杯换盏，勾肩搭背，从头再战。
诗友相逢，亲如一家，相互引荐帮衬着，不怕找不到事情做。民生很快就被发展加入到“土包子伙”下线，磕磕绊绊开始了居京漂泊生涯。他吃过不少苦，享过很少的福：居无定所、交不起房租、一年搬家十二回，有时到月底连几块吃饭的钱都没有……等等等等。仗着年轻，禁折腾，那点儿苦一扛也就过去了。总体上来说，这么多年，虽然物质匮乏，但精神上基本自我满足。来京后，他做过一些跟文化有关的活计，编过书也倒腾过书，就是买书号然后再卖出去那种，做过文学杂志、时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