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哭泣的箱子
作者：钟晶晶
她瘦小的身材和这箱子不成比例。这箱子，高度已经超过了她的腰际，尼龙质地，油渍斑驳，被塞得鼓鼓囊囊，有一种暧昧的似黑似红的颜色。样式很老，没有拉杆也没有可助行走的轮子；唯有一组结实的带钥匙孔的金属锁具，一柄破损的把手。她是怎样把这巨大的箱子带进这有着很多级台阶、非常拥挤的候车室的?这是一个问题，却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因为在这篇小说开始的时候，这箱子，还有这女孩，就已经在候车室里了。
这女孩和她的箱子，就这样耸立在我们故事的开头，让我们无法回避。
此刻，我看见这女孩正站在火车站的候车室中，身边立着这只巨大的，十分沉重的箱子。箱子里的内容不详。除了这箱子，女孩没有别的行李。女孩湿漉漉的刘海成一抹弯弧贴在晒黑的额头上，汗湿的衣服在脊背上形成三片椭圆形的暗影，两片横的是肩胛，一片竖的是脊柱。汗水是有气味的，所有经过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回避，回避了，再回头看看她——这个湿漉漉的女孩和她的箱子。
已是傍晚，光线暗淡，空气混浊如深水。广播里某个永远不变的半催眠的声音告诉人们，因为某路段出现了塌方，某几趟列车晚点。女孩心不在焉。她的目光焦虑，又带着恍惚。她那焦虑恍惚的目光在搜寻着什么。
一个男人出现了。一个面孔被太阳和风尘刻镂出道道沟渠的男人，内眼角藏着隐约的眼屎，满是尘土的头发被油垢腻住了，一绺绺东倒西歪，星星点点的草屑和头皮屑掺杂在里面。一边肩膀搭着咸鱼一样的黑毛巾，另一边肩膀担着根长长的空扁担，扁担两头空着的挂钩在游手好闲地晃来晃去。他精瘦而结实，步伐很大，刚刚从站台入口处出来。女孩立即盯紧了他。女孩的目光刹那间变得激动和紧张。男人和其他人一样绕过她和箱子，可以肯定，他不认识这女孩，在她张口对他说话之前，他和我们这个故事并无任何牵连。
女孩说话了。她是对这男人说的。她说：先生，你能给我帮个忙吗?
男人是在女孩叫第二声的时候才站住的。他先是四下环顾，确定了女孩是在叫他时才转过脸。他的表情有些窘迫。女孩的那声“先生”让他吃了一惊。没有人这样称呼他。在这座陌生的城市，无论男人和女人，老人或孩子，没有一个人这样叫过他。他停下来，打量女孩。女孩大概二十岁，也许还不到。抹过发蜡的长发一绺绺披在肩上，裹得紧紧的牛仔裤和尖头高跟鞋满是尘土。牛仔裤的裤脚和大腿内侧已经磨损，翘着长长尖头伸出去的皮鞋让他想到了扑克牌中的小丑。那过于紧绷的红色上衣裹着圆圆的胸脯，下摆处欲藏又露的小肚脐窝儿像一只眼睛，对着他闪闪烁烁。女孩正冲着他微笑。廉价的绿玻璃大耳环晃动着，涂得鲜红欲滴的嘴唇分明在向他暗示着什么。除了颧骨上有两粒小雀斑，女孩生得不算难看。女孩问：
先生，你能帮我把这箱子抬上车吗?
男人打量了一下那只大箱子，咽了一口唾沫。尖滑的喉结在黑糊糊的皮肤后面跳了跳。进站五元，上车十元，他说。
我给你别的，可以吗?女孩微微一笑。
女孩跟着男人来到车站后面的一片瓦砾堆中。瓦砾堆中躺倒的是一片砖头，站立的也是一片砖头，所不同的是躺倒的砖头已经赤身裸体分崩离析，而站立的砖头还勉强穿着一件破破烂烂，写着大大“拆”字的水泥衣服。女孩子腰肢一扭一扭，锥子一样的鞋后跟在砖瓦中东倒西歪。男人没有停下来等她。他走得很快，似乎对这个地方已经熟悉。他们来到一间勉强可以算得上是房间的地方。屋子的一面墙已经被拆掉了，屋顶像被撕开的纸盒那霍然裂出草泥的筋骨，摇摇欲坠，被剩余的三堵墙支撑，对着一片隆起的荒地。阵阵尿臊气从墙根下冒出来，成袋的垃圾、烂报纸和废旧轮胎在暮色中悄然不语。女孩的高跟鞋碰到的瘪罐头盒发出空洞的声响。男人转过身来，看着女孩子走近，突然一伸手抓住那娇嫩的肩头，一把按到墙上。男人的手指锉刀一般冰凉，粗糙，毛手毛脚，动作和呼吸都透出一种滚烫的急迫。女孩忍受着脊背上那些裸露砖头的刺疼，女孩说：说好的，你要帮我搬箱子。
2
他进来的时候我正在发廊里坐着,我和其他几个姐妹。从我们坐的地方可以看见酒店大堂的客人,客人也能看见我们。大堂里有一排黑色真皮长沙发,有胡桃木贴面的服务台,服务台后面的墙壁上有制作成镀金铜牌的客房价目表,甚至也像模像样地挂着几面金光闪闪的钟,钟表下面依次写着北京、莫斯科、东京、巴黎、纽约甚至罗马的字样。可如果你留意，就会发现，所有钟表上的指针都指向八点零八分。老板说这是个吉利的数字，更何况在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谁想知道东京或罗马究竟是什么时间。老板说得很对。因为到这里来的客人大多既不是为了理发也不是为了住宿，因为他们一坐下就会将目光投向我们，投向这个小小的发廊。
隔着一扇巨大的落地玻璃门，我们几个姐妹的一举一动尽在客人们眼里。虽然叫做发廊，但我们谁也不会做头发，只会洗头和按摩，甚至洗头和按摩也不是我们的真正专业。那些推子和剪子总是闲着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挤坐在供顾客等候的长条凳上，小声说话、吃零食或看画报。美姐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工作状态，我们都化着浓妆，穿着最好的衣服，正在将自己的魅力展示给那些坐在大堂里的客人。若是看中了我们当中的谁，他们就会告诉美姐，美姐就拿起手中的电话叫我们。其实她根本不必打电话，大声一喊我们就听见了，但美姐坚持用电话，她说正规的酒店就该是这样的。出去陪客人在我们行话中叫做“出台”。我们的出台不用跟着客人到外面去或者去我们自己那狭窄寒酸的住处(在一般的发廊，它就在楼上的亭子间，堆放着我们的被褥)，而是径直进了后面的“酒店”。说是酒店，其实只是大堂后面的一座简易二层小砖楼，走廊里铺着廉价的化纤红地毯，两旁一字排开二十多间客房，客房里有幽暗的地灯，席梦思双人床，甚至还有被三层板隔开的，有着马桶和淋浴喷头的卫生间。
那天下午他进来的时候美姐正在看画报。美姐是我们的妈咪，但她说她是经理。她给客人的名片上也是这样写的：
江南春色花园酒店客房部经理 宋美云
宋美云是她的名字，但我们都知道，这名字很可能和她的年龄及身份一样都是假的。她起这个名字其实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因为好多客人看到这张名片，都会故作惊讶地说，哎呀，我还以为是宋美玲呢!瞧你们俩人还真像!每当这时美云经理满脸的肉就会灿烂地拥挤在一起，眼角生出密密麻麻的鱼尾纹。
这天下午他进门的时候，美姐并没把他和别的客人区别开来。他是独自来的，又是个陌生人，因此美姐搞不明白他想要什么。如果没有熟人介绍，美姐通常是不会轻易拿起那只电话筒的，谁知道有没有上面派下来的探子呢。他穿得还算体面，但那裤子是化纤的，不值钱，我们一下就看出来了。而且他的皮肤黝黑手脚粗大，一看就是经常在太阳底下干活的人。很年轻，除了左眉上方那道发红的伤疤，长得还顺眼。他朝玻璃门这里看了一眼，就对美姐说要我陪他。我一直怀疑他当初要的并不是我，而是阿白。因为那天我和阿白都穿的是红衣服，而且是挨在一起坐的。但美姐在电话里叫的是我的名字。她说阿蕾你出来一下。我就出去了。我看见他站在美姐旁边，脸色发白。美姐问是她吗?他迟疑了一下，点点头。
他给美姐点燃了一支烟，自己也点燃了一支，他的手有些发抖，让人忍不住看到他那又粗又硬、被啃得参差不齐的手指甲。我发现他将一个东西塞进美姐手里。美姐将那东西塞进口袋，长长吐了一口烟，眼睛在烟雾后面半睁半闭地对我说，阿蕾你跟他去。我便跟着他出去了。他没有带我去后面的客房，而是出了大门。他走得很快，出了大门后才回头看我，放慢了步伐。我以为外面会有车等我们，或者他会打一辆出租，但是没有。我们沿着公路朝前走去。我不知道他要带我到哪里去，也不知他是通过什么方法说服了美姐叫我出来。按老板的吩咐，我们应该把客人留在酒店为老板多挣一份房间费，不知为什么美姐这次破了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