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Ｘ在外滩
作者：陈丹燕
她是个大厨。
她最推崇土耳其一带的食物，因为它们来历甚是复杂，菜谱很精致，吃的形式也成熟了。她有时从香港到大陆，沿着古老的东方丝绸之路，一路旅行到中东，到西亚，一路寻着各城精致的本地馆子吃过去。旅行回来，就给自己馆子里的菜谱增加几个西亚或者北非的新菜，但她不肯说那些菜是混搭的菜式，只说它们现代而不混搭，经过精心准备而不过分修饰。在表白她的菜式时，M表现得清高倔强，就像表白她自己。
M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离开墨尔本，来到香港。她没什么澳大利亚口音。1989年，她在香港旧牛奶公司冷库的楼上开了一家小西餐馆，餐馆的名字叫：M on the fringe。看上去像法国新感觉小说的名字。她身上的什么地方，就是有种新感觉小说的气味，一种颠覆什么的凉飕飕的气味。
M认识上海，是来找朋友玩。那时，上海的大街小巷里到处散发着被遗弃的感伤。梧桐树叶掩映着多年失修的深受装饰艺术影响的小楼，和平饭店里的老侍应生说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英语，外滩大楼的外面挂着成串二十瓦的灯泡，在夜晚勾勒出外滩1940年形成的天际线轮廓。她到处闲逛，没有顾忌。可以在小馆子里吃阳春面，也可以和她的朋友去海鸥饭店喝上海咖啡。隔着没有用玻璃清洗剂清洗过的白蒙蒙的玻璃，她眺望外滩。灰蒙蒙的楼群像一条冻僵的大蛇。幸好有屋顶上的红旗，那一小块一小块翻飞的红色，使外滩生动起来。
M对那些漫天飞舞的红旗印象深刻。她喜欢它们。
她香港的朋友听说了，都轻呼一声：“上海!”好像她竟去了爱丽丝故事中的兔子洞。M听人这么叫一声，心中有些自豪。
1996年，M得到一个机会，到和平饭店扒房做了两星期客座大厨。M看来，那里什么都不对。倦怠松懈的厨房，处处将就的中国厨子，老掉牙的海事时代口味，塌着腰走路的侍应生，甚至佐餐的法国长棍面包，什么都不对，什么都过于陈旧。M见识了外滩唯一一家西餐馆，从前上海最重要的传奇和骄傲。它激起了她的愤怒和激情，于是，她起了在外滩再开一家西餐馆的念头。
地址就选在和平饭店与东风饭店底楼的肯德基炸鸡店当中，一栋老大楼的顶层。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外滩大楼翻修时做的加层，曾经是海运局的海事电台。M看到它的时候，里面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连电都没有。她在一大堆垃圾里蛇行向前，来到一扇门前。她推开门，看到了一个荒凉的大露台，只有红旗猎猎作响。对面的浦东还是世界最大的工地，塔吊在阴霾的天空下林立。金茂大厦尚未完工，但它已经在脚手架里闪闪发光。笨拙的东方明珠赫然在目。M觉得它很丑，但她并不反对它直直戳在眼前。她旁边的海关大钟正沉默地走着。香港回归那天，大钟的西敏寺报时曲便被废止，不再报时。不过她熟悉它的英国钟面。大风扑面而来，M站在开阔的露台上，在心里点头：“好吧，就是这里。”
就这样，M on the bund开张了，它是1949年后出现在外滩的第一家由外国人独立经营的西餐馆。
从前在外滩，晚上只有和平饭店的楼顶灯火通明，漂浮在一大片昏暗的屋顶之上，像夜航在海上的大船。南楼的那个，是外滩最早的屋顶花园，曾是二十年代美国海军军官的妻子们消磨等待军舰进港，与丈夫相会时光的好地方。北楼的那个，在三十年代时，客人站在那里吹风，曾感到自己是站在整个世界的中央。那时，站在和平饭店的屋顶花园向四下望去，都是夜色。如今再望，经过桂林大楼屋顶下的裸体雕塑，经过浦发银行的罗马圆顶，就看到远远一处明亮的露台从灰白的夜雾中浮起，白色桌布的一角如海鸥的翅膀一样低垂着，人影晃动，闪光灯闪电般地亮了一下，又亮了一下。即使隔了那么远，都能看到那些身影里的自命不凡，特别是端着托盘的侍应生。那便是M on the bund——1999年全外滩最时髦，最昂贵的西餐馆。
屋顶上的M on the bund立刻就成了上海的时髦去处，这是自从华懋饭店的考夫曼和他的时髦客人们离开华懋饭店屋顶花园四十多年后，外滩再次出现的外国时髦。去往加层的电梯门一打开，就有种花团锦簇的昏暗围了上来。然后，能看到珠帘，黄色的直筒灯，天花板上的纹饰，曲线，处处都是四十年代在上海大行其道的装饰艺术。当年建筑里的装饰艺术，如今都已深深沉入油污，灰尘，年久失修和八十年代初对捷克式轻快的东欧风格的模仿中，在此地再见这全无伤痕的装饰艺术风格，打扮出一个似曾相识的新天地，上海人只有从心中涌出无尽的惊喜与嗒然若丧。然后，再看见启蒙主义时代的东方象征：一只装着飞檐顶的木头鸟笼。这东方情调点缀在装饰艺术里，一只精心整理过的中国条案，一片针法精美的绣片，黑发女子温婉顺从的笑容，异国情调散发着沉甸甸的异香。但是，它不过分。转眼就能看到窗外飞舞的红旗和近在咫尺的老英国钟，以及东方明珠和金茂大厦。后来，海关大钟恢复报时曲，采用的是《东方红》旋律。当钟声每一刻钟响彻整个餐馆时，这里便成了后殖民戏剧的舞台，充满了令人玩味的戏剧冲突。欧洲游客最喜欢来这里，法国人在这里消磨好几个小时，与其说因为那些酒，不如说是包围他们的风景。
它再也不是简陋加层上堆满杂物的破房子以及荒芜的屋顶了。
东方主义者在这里看到了通商口岸时代的遗迹，而后殖民主义者则看到红旗和大钟。时髦追逐者终于在这里吃到了外国杂志里提及的冰得恰到好处的葡萄酒、烤羊腿以及澳大利亚点心，终于心中有了四海一家的感受。怀旧者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未曾毁灭的过去，珠帘，曲线，既紧张又舒适的华洋杂处，空气里的咖啡气味。穿着漂亮的女机会主义者捕捉到外国商人眼底里的寂寞和跃跃欲试，她们常有种进退自如的幽默态度，还有对奢侈直白的渴望。她们最喜欢起身离开自己的桌子去洗手间，她们在店堂里摇曳而过，像金鱼一样自重。好事者在这里看人和被看，加上一份地中海食物。大多数中国人想不到要尝试M提供的中东食物，那不是上海式的时髦。上海永远想要与巴罗克相关的一切，要华丽与正宗。思乡者找到了礼拜天下午侨民聚在一起唱圣诗的机会，在上海的外国人总能在这家餐馆里碰见，即使是来自菲律宾的加尔文教派的信徒，也有机会在这里相遇。
M on the bund是外滩的一盏明灯。
M在她的餐馆里不怎么张罗，她穿黑色衫裙，棕色皮靴，抱着双臂，像个严肃的小说家那样四下打量，没什么烟火气，也不亲和，但很自信。
中国各地的报纸杂志开始谈论M on the bund，记者们，编辑们，美食专栏的作家们，散文作家们，纷纷造访这里，各国的过埠名人也来这里吃饭。澳大利亚领事馆里的年轻官员喜欢这里，渐渐将一些领事馆的文化活动安排在这里。于是，M成立了媒体联络部，由从新加坡来的印度女子蒂娜负责这方面的事。
很快，这里开始举行英语国家的作家朗读会，开始参与香港的英语文学节，每年三月，这里都是香港文学界的上海分会场。M邀请汤亭亭来朗读《女勇士》，澳大利亚汉学家来朗读中国背景的小说，上海籍的美国小说家裘小龙来朗读《红英之死》里描写蟹宴的片段。后来，M on the bund有了自己餐馆的文学节。这里成了上海的英语文学沙龙。侨民们第一次在上海纪念乔伊斯，举行上海布鲁姆日漫步，就从M on the bund出发。北京的侨民圣诗合唱团到上海，也在这里演出。圣诞节前夕的阴霾下午，基督徒们带着孩子和老人来到酒吧，举行了一次音乐崇拜。文化方面的事由从澳大利亚回上海居住的欧亚混血儿简妮负责。简妮的爷爷在海关工作，爸爸是汇丰银行的职员，她的奶奶却是个中国人，妈妈是个英国人。他们家在太平洋战争时离开上海，直到她从墨尔本的一个剧院里退休，回到上海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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