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对他读，让他听
作者：罗望子
我不知道丁丽英是不是在诳我，但这样的事已经不止一次发生了，几年前我也曾收到杨克的信函，让我选择一两首代表性的诗歌寄给他，编入诗歌年鉴。我想这种误解的原因，首先是大量诗人在写小说，人们以为我也是弃暗投明者或者明珠暗投者；其次我曾经在小说家的幌子下发过几首诗，一是《小说家》的“新垦地”栏目，一是《山花》的“三叶草”栏目，再次我的笔名取自泰戈尔的诗歌，它总是成为我认识新朋友的第一谈资。事实上，我从不讳言当年对泰戈尔和惠特曼的狂热喜爱，我也偷偷地写诗，有一阵子甚至以写诗为主，写了就扔，我从来不敢幼稚到把自己的诗抄好誉清恭恭敬敬投出去。偶尔也这么做过几次，总像是偷吃了禁果，滋生某种自责情绪。我相信，如果哪个杂志走了眼采用我的诗，那绝对是诗坛的悲哀诗人的悲哀。我写诗，主要是让我自己看的，让我产生一些模糊的醉醺醺的感觉，这种感受也只有自己才能体味，它是一个人的梦呓，也是激活一个写作者的有效手段。
基于这样的前提，我狂热地喜爱诗歌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不是一个诗人，但我绝对崇拜诗人。对于那些有着诗人履历的小说家，我更是奉若神明。每拿到一本新杂志，我首先要找的是诗歌，我首先要读的也是诗歌。我的枕边就有一本破烂的《20世纪世界女诗人作品选》，我喜欢它，甚至小心眼地希望这是一个孤本。对诗歌的喜爱，常常不由自主地在我的小说中体现出来，也可以看成是诗歌对小说的强行入侵。比如奥登的《旋转木马》成了我一个中篇的题目。比如在小说的前面总是很幼稚地引用一些诗句，而阿特伍德的小诗《黄昏，启程前的车站》则完全控制和结构了短篇小说《握着刀片溜达》。
哲学只是哲学家的事。哲学让我们敬而远之。然而诗歌并不是诗人的事，诗人和他们的诗歌让我们感性地走近哲学并浸淫其中。诗歌就像雨滴，喜欢诗歌的人就愿意让雨一次淋个透。而且诗歌和小说还有着某种共同的东西，正如聂鲁达所说的那样，“对我来说，写作就像呼吸一样，不呼吸我就活不成，同样，不写作我也活不下去。”与此同时，诗歌与小说还面临着同样的难题，那就是他们的使命究竟是什么，应该是思想性的，还是艺术性的，抑或还有别的?
对此种困境，捷克诗人塞弗尔特曾经作出明确的应答，他说诗既不应该是思想性的，也不应该是艺术性的，它首先应该是诗。就是说诗应该具有某种直觉的成分，能触及到人类情感最深奥的部位和他们生活中最微妙之处。在这里，我宁愿把诗人的话看成是对诗与小说的共同应笞，因为太讲艺术性的小说，同样会导致矫揉造作，另一方面，太讲思想性，又会失之肤浅。思想总是形形色色的，五花八门的，它们不是显得过于实际，就是显得故弄玄虚，故作深沉状。塞弗尔特还提醒诗人，要采取一种态度：对某件事是拥护还是反对。诗人的态度就是诗人的立场，就是诗歌的思想性，我觉得这同样适用于小说。
话又说回来，对诗与小说的文学共通性的认同，并不能悄然取消他们之间固有的差别。诗歌从一开始就操持着神圣语言，在《圣经》、《古兰经》和《诗经》中贮存下来，作为世俗语言的对照系统，成为世俗语言的意义的担保者，并且在节日——个人生活的所有重要时刻借助于一定的仪式和一些特定的场所而神圣化，人们习惯于在此时此刻朗读或背诵这些诗篇，从中获取生活的庄严和勇气，使得日常生活浸染点点诗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无论时代怎么变迁，生活总是体现为一定的仪式，而诗歌总是作为准则充当仪式的核心内容，于是整个世界由此取得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一旦庸常生活的陷阱让人们迷失，诗人便站立起来，诗歌便在对失去的神圣世界的怀念中层开，他们试图重建失去的黄金时代。所以法国新小说作家布托说，“诗和诗人总是作为对现时生活的批判，向我们提议改变现时”，在过去或者未来，在世界与时间之外，找到人们可以栖居的地点。
现在，地点已经找到，每天都是节日，缺憾的是合适的篇章，尽管诗人和诗歌都披着神圣的外衣，打着神圣的幌子，却无法唤醒人们沉睡的记忆，也许是因为芸芸众生沉睡过久吧，但是解铃还需系铃人，木匠们，把房梁抬高些!新郎倌，把灯罩压低些!诗人们，把眼睛擦亮些，把嗓门调响些!学会朗读，让他听，让芸芸众生恢复听觉(就像小说家要学会言说，让他看，让芸芸众生恢复视觉一样)，诗人就会重新站上祭坛，黄金时代就会为期不远，尽管那是一个新的光明的乌托邦，可是，悲剧总比没有剧要好呵！
不是高高在上，也不是通过拯救来赢得体面，而是和失明的人一起重见天日，和失聪的人一起重新倾听天籁之音，我认为，这就是小说家与诗人要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