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被继承的乡愁（外二篇）
作者：王家新
就是这样的诗，使我的目光久久落在一个陌生的名字上，亚尼森·塔可夫斯基。我是在其子、著名导演，一位世界性大师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艺术自传《雕刻时光》中读到这位前苏联诗人的诗的。我惊异在二十世纪俄罗斯创伤累累的诗歌版图上还有着这样一位不为人知的诗人。我一再地读着《雕刻时光》中所收录的他的近十首诗。我甚至想把它们用笔抄下来，送给我的那些朋友……
这就是诗人亚尼森·塔可夫斯基：1907年生于叶利扎维塔格勒，父亲是一位民意党人，曾被长期流放，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母亲是一位教师，也非常热爱诗歌。诗人很小就被父亲带着参加”白银时代”诗人们的聚会，很早就在普希金、丘特切夫、安年斯基的影响下开始写诗，后来曾和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结为知音，但他的一生和她们一样充满坎坷和悲辛，在斯大林时期，他的作品一直不能公开发表，已经排好版的作品被销毁，直到1962年才出版第一部诗集……
然而，对于历史的不公，诗人一直坦然自若，因为他那不可摧毁的信仰，也因为他深信他写下的一切将“庇荫于偶遇的屋顶，／如字般，燃起遗爱的光辉”。看过其子的电影就知道，诗人的灵魂可以告慰了。“枝桠冷缩，雨珠滴不完……”父亲诗中的这永恒的钻石般的雨，已变成了其子的内在源泉和秘密元素，变成了电影《乡愁》中那被精心雕刻的雨，变成了一种被赋予了重量和质地的天启的语言……
这就是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世界。他所有的作品都无愧于他父亲的诗，都来源于对俄罗斯灵魂世界的深化。它同样具有精湛的技艺和深邃的精神性。它们甚至不可用一般的“电影”来称呼，它们是诗，是生命内在的风景，是对时光和灵魂的最有勇气和深度的雕塑。他的影像道出了不朽。碰巧的是，今年的威尼斯电影大奖授予了俄国的《回归》，这是多少年来继塔可夫斯基之后俄罗斯导演第二次荣获此奖，我提及这一点，因为它恰好也是“父与子”这个主题!
父与子，诗与电影，被继承的乡愁，被继承的痛苦和诉求。父亲诗中那永恒的守护天使——母亲，在《镜子》的影像空间中神奇地飞翔：父亲诗中那秘密的精神源流，汇入了其子坚强不屈的生存和血液，也许，正是它使《牺牲》中的那棵枯树奇迹般地复活，多么动人啊——风吹动着树叶，巴赫的音乐晌起，那上面的每一片叶子郡在诉说。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又听到了电影中亡灵的朗诵声，我又听到了那金子一般的语言：
“我不相信预言，或者凶兆
的恐嚇。我不逃避诽谤
或者中伤。地球上并没有死亡。
一切皆是永生，全然永生
如今我们全部都在海滨，
我是曳网者之一
在大群不朽涌入之际。”
一切窗户的最后命运
这里要谈的是耶胡达·阿米亥，一位以色列诗人。他1924年生于德国，1936年随全家入以色列籍，二战期间曾在英军服役，后又参加过以色列独立战争，战后在希伯莱大学求学，后任教于中学和大学，出版有《耶路撒冷之歌与我》等多部诗集。阿米亥的诗溶入了个人生存经验与充满民族、宗教冲突的残酷现实，在艺术上则将古老传统和现代诗艺结合起来，“他找到了一种声音能够跨越文化界限说话”，在世界上享有极高的声誉；以色列前总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拉宾曾这样推荐阿米亥：“我认为他是这片土地的桂冠诗人，他的作品深深领会这片古老的、产生了伟大信仰和文化的土地的价值，以及它的痛苦和迷误。”
对于这位堪称伟大的诗人，我很早就注意到了，但直到几年前我读到他的《葵花田》，才受到一种更深刻的触动：“成熟与枯萎的葵花田／不再需要太阳的温暖，／褐色的明智的它们，需要／甜蜜的阴影，死的内向，／抽屉的里面，一个深似天空／的粗布口袋，它们未来的世界：／一间幽暗的房屋最深处的幽暗”(刘国鹏译)。成熟后的向日葵是褐色的，但又是“明智”的，诗一开始就寻常。我怎么没想到“明智”是一种成熟的色彩呢?然而这就是阿米亥，他的眼光如此独特，并富有思辨的色彩(只不过他的玄思从来没有脱离过人生的血肉和具体经验)。使我惊异的还有“一个深似天空的粗布口袋”这个极其亲切而又极其玄奥的比喻！有限与无限、生与死、粗布口袋的语言质感和一种深邃无穷的透视就这样被奇妙地结合为一体，其简练和深邃都让人为主惊异。
《秋日将至及对父母的思念》也使我深受感动，“不久秋天就要来临／人们走在往日不曾走过的路上……”正是在这秋风骤起的时节，父母在记忆的远方出现了，“我思念他们就像思念那些儿时的简单玩具，／原地兜着小圈子／轻声嗡嘤……而后陡然一个停顿并／在最后的位置上保持永恒”。这就是诗人思念父母的方式，他用了一个谁都想不到的比喻和细节，不仅亲切感人，又多么深切地写出了人生的孤寂和空旷!这就是阿米亥的诗，生存的无休止的残酷和荒谬使他用一种“疲惫的语言”讲话，有时他甚至不得不借助某种黑色的幽默来缓解一切，但同时他又像一个考古学家一样不懈地挖掘并努力确定这种悲剧性生存的意义和价值，这使他的诗极具张力和感染力。《烧毁了的轿车上的第一场雨》写的是一堆钢铁残骸，但又直达一切悲剧的起源，“减震器比死者更平静／死者不肯这么快平静下来”，这真是感人之极！“正如燔祭开始都是用人／后来改为牲畜，而后改为祈祷／而后只在心中默念／而后连祈祷都不必要了”，因为受难和无辜的牺牲已成为命运，甚至成为日常生活本身了!它就这样写出了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无奈，更写出了诗人内心深处的悲痛。“那古旧房屋的窗户／存留下来是为了供人朝里窥望：／一切窗户的最后命运”，阿米亥在一首诗里如是说。他本人的那些充满创伤而又具有坚实质感的诗，就是这样一扇不朽的窗户。
菲尔达芬的大师
从亚得里亚海上升起的曙光，透过阿尔卑斯山脉的积雪和云层，照亮了黎明的斯塔恩贝格湖和湖畔山坡上古老庄园的窗户。破晓的艰难，犹如一曲马勒的交响乐。
起床，靠近窗户，凝望远山和湖中的天光云影。托马斯·曼在这里这样凝望过，康定斯基、里尔克、本雅明等也曾来到这里凝望过。现在我知道，匈牙利犹太裔作家、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凯尔泰斯也在这里凝望过。一片神示的山水。
这就是慕尼黑著名的瓦尔德贝尔塔(villa Waldber-ta)文学之家。它曾是斯塔恩贝格湖菲尔达芬镇一望族的家产，后来捐献给市政府。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这里是联邦德国奥林匹克总部。现在，它被用于文学和艺术。2001年初，我曾在那里住过三个月。我就住在庄园的顶层：面向湖区的窗户，华贵的枝形吊灯，沉默不语的雕像，墙壁上千九世纪的海景画，楔形的木头屋顶，被漆黑的屋梁和屋椽，我生活在“古老的肋骨”下。我生活在时常让我不胜惊讶的寂静里。“做个隐者还不够，还需要做个死者”，卡夫卡谈论一个作家的写作时曾如此说。而这里恰好是一个专供这类文学隐士“享用”的地方。
但我没想到的是，就在1992年，凯尔泰斯在这里住了三个月。在他后来完成的长篇自传性随笔《另一个人》中他这样写道：“向菲尔达芬致意。湖水。群山。湖畔的林荫道。朋友们。”而他说的朋友们，后来也都成了我这样的后来者的朋友。我可以想象出他们得知凯尔泰斯获奖后的那一片惊喜之情。尤其是他提到的文学之家摄影家芭尔芭拉，我近年在国内出版的好几本书，都是用她拍的肖像作的封面。她拍的凯尔泰斯，双手交叉坐在室内的阴影呈，目光锐利地凝望着窗外。我震慑于照片上那深邃的黑白影调，它恰好显现出一种思想者的深度。
当然，我不仅因为和这位堪称大师的作家同住过同一个地方而兴奋，更因为《另一个人》给我的深深震动——它正是那种我想写出而未能写出的书，严格讲，是我们没有能力和勇气写出的书。“我重复着易卜生的话——写作，就犹如对我们自己做出判决”。离开了这种凯尔泰斯式的自我追问和判决，我们怎能思考文学的奥义?又怎会有“另一个人”的诞生?“在菲尔达芬，我感到宿醉后的孤单。雾。我徒然地与笔、与纸、与自己较量着”。我惊异了。在菲尔达芬那些美丽而宁静的日子里，在雨与雪的慕尼黑，我自己又曾千了些什么呢?
我放下了书，因为我生怕它把它读完。一种“冒烟的良知”在逼视着我们，一种敏锐而又精确笔触，像尖刺一样时时让我感到刺痛。我仿佛在目睹一个由历史的苦难所锻造的文学魂灵，“身体向前冲向死亡，而头却回望”，望向那永远不能忘怀的“奥斯维辛”，也望向那美丽的布达佩斯、菲尔达芬……而在他那就要迈开的腿迟疑地抬起的一瞬，我多想把他留住!——“将要去哪里?其实都一样，因为，这个将要迈步前行的人已经不再是我，而是另一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