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最后的康康舞(外一篇)

作者:桑 克




  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优美而恬静的乡间生活,仿佛屠格涅夫笔下风情万种的俄罗斯风景面。精巧的乡间别墅矗立在幽静的艺术家之村里。远处是连绵的针叶林、金黄的麦田和清澈的河流。家人聚集在一起,说法语,跳康康舞,吃点心,唱《蝴蝶夫人》,朗诵普希金的诗句,踢家庭足球,谈起那些老朋友,拉赫玛尼诺夫和曾来过哈尔滨的男低音夏里亚宾。如果不是斯大林的名字,如果不是巨幅的热气球下悬挂的斯大林像,我以为这是19世纪的贵族或者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当球形闪电在房间里跳荡,击碎一张黑白照片,并点燃森林一角的时候,我开始感到不安的小火焰在舔我麻木的嘴唇。当神秘的夏日圣诞老人德米特里摘下他的墨镜,摘下他的胡子,摘下他的全部伪装之后,我才知道他是来自地狱的使者。这个借用盖达尔《铁木耳和他的伙伴》的出场方式,让我误以为这是一个有趣的田园交响诗的引子,仿佛长笛吹出森林明朗的呼吸。把一张画画得很美,然后用一把刀子从它的对角线开始把它切开,像切开一枚无辜的西红柿。这就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他是那个我尊敬的作家谢尔盖·米哈尔科夫的儿子)的诚实。
  当斯大林的战友、红军英雄科托夫上校用他满脸的血和伤痕,用他低低的哭声告诉我他的痛苦的时候,我当然已经明白了米哈尔科夫想告诉我的东西。这是一个稍有历史知识或者社会经验的人一看就能明白的事实。但他却把这个残酷的点和一个优美的面结合在一起,把我和难受关在一个被窝的集中营里,而且不许探出头来。我想起一个关于绘画的故事。一个画家说,你以为把一个穷人画在一个阴天里就悲惨么?不,你把这个穷人画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才叫悲惨呢。多么有力的对比,那么多多余的阳光照遍了画面上的一草一木,但偏偏照不到这个穷人身上。这是怎样的哀痛呢?《烈日灼身》(俄文直译的意思是“被太阳灼伤的人们”)里充满清新的绿色和明亮的金黄色,但人的命运却是另外的样貌,”却道天凉好个秋”,英国人谈论天气的习惯似乎有了另外的意味,环境扮演什么角色更拿手呢?这个问题完全可以成为历史系学年论文的热门候选题目。但如果让我来做,我可能因为描述不清而吃鸭蛋。我在农场长大,知道鸭蛋比起鸡蛋来,味道腥,有种原始的类似于野兽的气息,所以乡间很少炒食它,而是利用盐,把它做成腌制食品。把一个东西送到盐里,送到火里,算不算苦难?算不算考验?当带着原始腥味的鸭蛋变成文明的美味的腌蛋时,我应该理解什么叫作历史的变化,什么叫作现实的力量。
  这些东西都可以不谈。1936年的德米特里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且不说他躺在浴缸里偿还了一切。他被迫出卖自己的团体,被迫放弃自己的爱人,被迫……他爱生命的结果,就是失去尊严(尽管到最后的时刻,他用流尽血液的方式重新获得了尊严)。科托夫呢?他一直在和德米特里从前的团体做斗争,他甚至夺取了德米特里从前女友玛露霞的爱情,然而他竟被德米特里诬陷为自己团体的敌人,他感到荒谬甚至愤怒。他不懂法语,粗俗而朴素,他其实是这个贵族家庭的外人。抛开科托夫和德米特里的政治对立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作为另一种关系的对立,也就是知识和无知的对立,教养和粗俗的对立,贵族和平民的对立。在政治关系里,他和德米特里对立,他和他妻子玛露霞的家庭是一个阵营的;但在新的关系里,他和德米特里对立,也就是和自己妻子的家族对立。当叶莲娜唱完《蝴蝶夫人》之后,大家纷纷感叹:以前唱歌的日子是多么美好的时光!玛露霞的叔叔富歇瓦洛特感慨万千地说:“现在也没太坏。但人生的芬芳……人生的韵味已经消逝,一去不返了。有什么可争的。”这是这个家庭的真正主题,也是这首带有怀旧色彩的田园诗的内在主题,这个褪色的主题和科托夫的新生活主题是矛盾的,他属于轰隆隆开进的坦克,天空中飞行的战斗机群。即使家庭娱乐,他也把贵族的槌球改造成大众的足球。他在那幅巨大画像的幸福中,同时也在它的惩罚之中。跟着他倒霉的是卡夫卡《城堡》中土地测量员式的卡车司机,在整部影片里出没,寻找他的目的地却难逃命运魔术师的捉弄:玛露霞在爱情纠葛中,手指不安地敲击着玻璃杯,爱情危机在生命危机面前变得微不足道:可爱的娜佳幸福地奔跑在金黄色的麦田里,她不知道危险就在米沙叔叔(德米特里)优雅的微笑里……
  这部1994年拍摄。1995年获戛纳电影节大奖的影片的开头是克里姆林宫的尖顶/鉴定,一个老头在用水龙头清洗过街桥的栏杆……
  
  就像在光亮的房间里点燃蜡烛
  
  黄昏的时候,短发女子走出家门。
  她沿着画面左边走去。记住这个很重要,因为她和尾随的男子回来的时候,是从右边回来的。再加上周围不同的建筑,这说明她去时和回时走的路是两条。如果从物理学的位移痕迹来看,她走的路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圆形。这在中国哲学里是有特殊含义的。安东尼奥尼有没有这个想法,我不知道,他的接班人有没有这个想法我更是无从知道。但我从这个封闭的形式中看到了一种圆满的理解,这可以从男子质问她的问题中得到某种印证。男子说,你的表情很像一个热恋中的女子,或者你是一棵自给自足的树(樱桃树若能吃樱桃,岂不快哉)。女子脸上露出了笑容,我完全有理由把她归于任何一张世俗的快乐的脸。
  这个女子去的目的地是圣·约翰教堂。这个圆形轨迹有两个重要的点,一个是这边的住所,一个是那边的教堂。她在黄昏和华灯初上的夜晚之间完成了这个循环。而这个被她吸引的男子——其实也就是过度热情的我,或者我们,你们,观众——也在这个循环中完成了另一种循环:对秘密的探究,对美和爱的向往,到……破谜或者破灭。我第一次看的时候,震惊和悲伤,现在我平静。他们在各自的生活里,有自己的空间和自己的时间,仿佛火星人和地球人,在某个星际旅行的时候相遇了,幸运的是双方不仅对视——公共汽车式的对视或者擦肩而过的对视,而且还互相发言,泄露了一部分动荡的私人内容。
  我注意到了水。女子匆匆往前走,男子紧紧跟着,用热情的探问的语言截着她。女子偶尔会放缓步子,或者用委婉的话驱逐他,但他报着希望。在一个街的拐角,他渴了,奔向一根人头塑像口中伸出的金属管,那里流淌着水,他喝着,而女子渐渐远去。这水是欲望。艾略特在他著名的诗篇《荒原》里为它单列了一章。腓尼基水手溺死在欲望的水里。他有欲望,而她却放弃了。当他们走近教堂的时候,男子靠近了水龙头,左手在水池中捞了一把,但看女子离去,他晃了一下身子,跟了上去。他的欲望始终存在着,不过受到了女子的影响,或者这影响也是乌有,他还是接触了水。我知道这是我的附会,一种思想会化为人形。蒲松龄的爱情是牡丹花,这里的欲望就是水。但是当他们走进教堂的时候,女子在圣水池前站住,把手伸了进去,而男子的手只是在池沿摸了一下,没有把手伸进去。圣水是神圣化的水,它是干净的,去掉欲望的,仿佛葡萄酒,它是基督之血。
  当夜晚来临,男子在教学椅子上熟睡,女子不见。他追出去,在一千喷水池旁看到了那个似乎在等他的女子。女子看着地上凋谢的花。这个有四面兽头的水池前面没有出现过,这也可以证明他们回来的路是另一条。然而这条路并不能改变男子的愿望。他想说服女子,他跳上台子,用手接着水,对女子说,这是生,那是死。他把水看作了生,把花看成了死。就像他反复对女子说的,满足自己的欲望也是一种乐趣。而女子却看出他只是有欲望。这像两个学生在探讨初级哲学问题,也是根本问题,欲望和满足,生和死。
  当那群欢乐的人从他们身旁经过之后,下雨了。更多的水从天上降下。女子跌倒。这是一个挫折?仅仅是给你的一个错觉,把男子送到一个幻觉的高处,似乎接近自己的目的了,而实际上离坠落不远。他们躲避着雨,在一个大门洞里。男子说,如果我说我爱上你会怎样?女子说,就像在光亮的房间里点燃蜡烛。在光亮的房间里,蜡烛是无用的。点亮蜡烛纯是多此一举。这有些像优美的禅宗的对白。当我们后来看到女子的身份,我们理解了她的爱,或许比男子的更大,或者说他的爱在她的爱的笼罩之下,他们之间的比例仿佛一间光亮的房屋与一根微不足道的蜡烛。我不知道这里是否有关于性的暗喻。但房间的蜡烛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含义。既然女性是自明的,男性的启智就成了愚行。还有女权思想?这可能是副产品。最后包袱皮松开,露出里面的东西,最后一个镜头,男子问,明天是否再见?女子说,明天我便进修道院。到此,前面的对白就有了归宿。女子的爱是基督之爱,而男子的爱是欲望之爱,是不同的,尽管笑容,尽管形式相近。
  安东尼奥尼最后一部影片《云上的日子》(BeyondThe Clouds),是由几个段落组成的,我说的只是其中一个段落,我给它起的名字叫“皈依的少女”。我们谁都会面对电影中的问题,关键问题不是我们如何解答它们,它们的答案就是那几种,不会有新的花样。我们关注的是他们走过的巴黎的石头道,他们生动的表情……这是生命的水在心中流着,直到它彻底静止,成为一块石头,镶嵌在某个行走者的脚下,或者粉碎,成为尘埃,干扰着你敏感的鼻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