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行话，对话，祈祷和词语的游牧特征
作者：敬文东
N．弗莱(Northrop Fry)以为，语言有助于人与人之间的凝聚。弗莱的敏锐让我们明白，语言的首要目的是让人团结在一起，是为了爱，而不是为了仇恨。当一位诗人说：“我已经习惯热爱人类，只有爱才有可能磨损我”(庞培《一场正在进行的谈说中的片段》)时，当另一位诗人正对着在许多人那里充满着敌意的生活说：“看啦!是我首先说出了你”(蓝蓝《孩子中的孩子》)时，他(她)无疑说出了语言最隐秘的部分之一。但老练的弗莱在这里却显得过于天真了，他没有弄明白，更可能是不忍心相信，语言更有助于让人与人之间呈现出一种分离的关系。上帝让人类的语言千差万别，一向被看作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说明的不正是这个问题么?语言造就了赞美，但也同样造就了谣言、诽谤、中伤和这一切的总结性姿势——仇恨。语言演化而成的一个巨大事实是：它造就了一种叫做意识形态的东西，依靠它，人们有了各自的敌人和朋友；反过来，敌对双方互相实施语言暴力，更加促成了语言离间人类而不是凝聚人类的功能。这一庞大的事实被弗莱有意忘记了，但它却构成了我们观察人间生活事境的一个基本起点。
但不管怎么说，语言总是能让我们聚集在一起的。这就是对话。但笼统地讲对话是不确切的，诗歌中的对话意味着爱、理解和同情。这是一个消除爱的时代，所有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要么早已被行话所取代，要么只有限定在行话的范围之内。翟永明——一位我非常喜爱的诗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某一个“需要判断的午夜”战战兢兢地写道：
消失殆尽的是一种意识的形体
意识睡着了，形体也悄然无语
必须倾听变化的声音
(《变化》)
钟鸣也说：“啊，一切都变了。”变化了的，不仅是抒情的1980年代那种激昂和充满火药味的、自以为道理在握的朗诵音势，而且也是行话的普遍和全面来临。是的，必须要倾听已经变化了的声音。钟鸣曾经记载了一件他和柏桦在南京时的轶事。有一年夏天，他，柏桦以及柏桦的女友(据钟鸣说她堪称美人)旅行到了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他们为了弄到车，穿过米亚罗草原和大片森林，不得不克制住厌恶，鬼使神差地聆听一位当地领导的汇报(他把他们当作领导或者记者了)。一切都在滑稽的严肃中进行，当该领导说到“五表上墙”这个概括本地落实工作计划的非常好笑的省略语时，他们终于忍不住地大笑起来。多年以后钟鸣对此发表了评论：这个领导“代表着一种比我们任何个人都更强大的语境，”“我们的词汇量，正在公文势力的扩大中缩小。”在这里，行话和真正的对话构成了一种对立的关系、一种错位或者相互扑空的关系。行语要求就权利、利益直接发言，它最终的目的是对权利与利益在语言中达成一种分配上的共识。对话是就理解、同情、爱发言，它的最终目的是要使理解、同情、爱，在语言中达成一种契合关系。它不是分配式的，在这里，它的语言行为就是它的目的，这与行话完全不一样。钟鸣的嘲笑还表达了对此冲突的滑稽性质的清醒。对话和行话因为各自目的的不同，可以想见，在两两相对时肯定是要错位的。
事实上，公文只是强人时代众多行话形式中的一种，也是我们最容易观察的一种。周伦佑在一首戏谑性的诗歌中曾经写过一句话：
革命就是农转非，“54321”办公室
(五讲四美三热爱两个文明一起抓)
(《谈谈革命》)
这里面的每一个词都浸透了公文的意识，它们都是行话。在我们试图进行权利和利益分配时，也就是说，当我们加入到这个时空之中时，我们也就进入了行话的范围之内，我们也就可以在行话构成的语言空间里进行彼此的“对话”。它和爱、理解、同情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行话里的“对话”(假如可以这样说)是一种反对话，它的姿势是奔跑的姿势，目的是扑向某一个既定的目标。
而在以晚报、银行和数字为代表的1990年代，小品文的滑稽姿势可以被看作是在行话边缘上的低吟浅唱，是对金钱、权利、信息为代表的行话进行的一微米高的抗议。它的姿势是哭泣式的。问题不在于小品文的目的是否有错，而是它的姿势错了：哭泣不仅没有用，而且也显得矫情——它是对自己的同情，是在展览同情。那有如饿虎扑食、苍蝇扑向狗屎的强人姿势，会理睬小儿女作态般哭泣式姿势么?答案看起来显而易见，1990年代不允许哭泣，看不起哭泣，也听不见哭拉。诗歌要做的，是把泪水忍住，像忍住死亡和骨殖深处的悲哀。
行话的奔跑姿势最终导致了强人时代(即1990年代)“语言的纵欲术”，它没有让词汇量减少，而是让词汇量增加了，但增加了的词汇量却最大限度地掏空了词汇的内涵，它意义上的单一性，使得利息就是利息，数字就是数字，54321办公室就是五讲四美三热爱两个文明一起抓办公室，这里容不得引申、隐喻和想象力，否则，行话就不能成立，奔跑的姿势就会找不到明确扑向的方向。这是行话的大忌。更重要的是，行话使不断衍生的词汇失却了肉感色彩，比如说，你能在利息、数字和54321办公室找到带血的皮肤吗?
行话衍生出的词汇量，除了极少数，都是方生方死、旋起旋落的，它们的寿命绝不会长久，它们注定是短命的。因此，它所能对应的也仅仅是，奔跑的姿势扑向的目标总是具体的、功利的，随时都在变动的，它没有永恒不变的具体目标。在行话构成的时空中，这个人今天可能是扑向科长的芥末前程，明天就有可能是扑向十万元。惟一固定不变的仅仅是奔跑的姿势。而在一个特殊的强人时代(即1990年代)，可用于奔跑的目标越来越多，想奔跑的人也就随时准备更换奔跑的方向，一切以利益的转移为方向的转移。但狠命的一击依然是有用的，也是被行话所鼓励的。事实上，行话本身就意味着这一点。做个小人真好，做个坏人真不容易，做个强人真累!
正是这样，诗歌中的对话在行话的挤压下其空间越来越小。钟鸣说得对，我们的词汇量在减小。这是一个不可能对话的时代。这就是这个特殊的强人时代的真实涵义。诗歌中的对话在今天只是虚拟的，行话早已为它标明了可怜的势力范围。但那是一个没有围墙、不受保护、不享受特别权利的租界，所有寄希望于它获得安全的写作都是可疑的。对话的不可能早已是个普遍事实，可用于对话的词汇越来越少，到了这时，所有寄希望于语言的肉感、戏谑化并由此大笑起来的诗人是再也笑不起来了，或者很难再笑得起来了。
有限度的对话
交谈不等于交流，交谈并不必然等于对话，尽管对话很可能的确就是交谈。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行话的梦想走遍天下的年头。据说，弗洛姆(Erich Fromm)举过这样
个例子：两名同事一起下班回家，在路上，其中一个对
一个说：“我真的有点累了。”另一个回答，“我也是。”毫无疑问，这就是对话了：它表达的是同类之间的理解、同情和爱。在那个特定的语境中，对话中的人甚至并不需要过多的言辞。
尽管20世纪90年代是个不可能对话的年代，但它无疑又是一个迫切需要对话的时代。这中间的矛盾显而易见。在上引弗洛姆举出的小例子中，我们或许可以窥知，在一个快速、忙碌、肤浅的平面化时代，工作仅仅成了谋生的手段，人与人的交谈也仅仅只是在行话的平面上进行，这对工作和谋生来说是必须的、有效的；但除此之外，我们仍然需要安慰，需要温暖，需要来自同类之间具体的、实实在在的理解。“嘤其呜也，为求友生。”对话总是处在被渴求的状态，尽管它也许只有着十分脆弱的胚芽，但它肯定是不可被摧毁的胚芽。钟鸣在他著述里，曾多次表达过这样一个看似荒唐的、绝对化的命题：人缺少什么，就追求什么。对于时代也是如此。正因为缺少对话，缺少温暖和抚慰，所以我们才会追求。这就是清醒的、不惮以仇十艮的目光看待残暴事境的法国诗人艾吕雅在面对法西斯的焚尸炉和普遍的杀屠所说的：我怎么会热爱痛苦，我比别人更加热爱幸福！西川也十分正确地宣称过，说过底，诗歌跟幸福有关；海子则饱含激情地写道：“幸福说：瞧，这个诗人，他比我还幸福。”但是，幸福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事境中最隐蔽的事物，是一件牵扯着过多关联域的事件。它和集体、众人相关，并不仅仅牵涉到一个孤零零的诗人。聿福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它意味着来自于他者：他者是“我”的幸福的证明人，这就是他者的重要性。但在这个不可能有对话的时代，他者只是行话的时空中的一个窥探者。而将行话中的他者转化为对话中的他者，也就是说，把奔跑的姿势转化为倾听者的姿势是诗歌在强人时代的根本目的。只有通过倾听者，或者把自己变作别人的倾听者，真正的对话才能展开，尽管在行话的时代这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需要从来就是一切事物存在甚至出生的最好理由。“上帝说，要有光。”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光。因此，圣经才说，“于是有了光。”光是人按照人性的需求创造的，所以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才会认为，对火的一切秘密的洞悉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平心而论，恩格斯并没有言过其实。在强人时代，对话还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如同光被上帝创造出来，火被先民们发明出来。但是，这里的要义始终在于，在我们这个特殊的强人时代，即使对话被制造出来，也是有限度的。钟鸣经过自己“逻辑谨严”的诗歌书写，孙文波、欧阳江河、肖开愚、臧棣、王家新、西川、蓝蓝、西渡、桑克、森子、陈东东、张曙光……等人的艰苦努力，其实已经说明了这一限度。
基于灵魂深处对对话和知音的渴求，它本身的有限性使对话只能被限定在事境和树的有限高度之间。因此，对话素质的加入，并不是要走向普通话所谓的乌托邦(不管它叫上帝、先知也好，还是人性或自由的世界也罢)，而是始终在事境之中进行。尽管奥·帕斯说过，人类最古老的举动就是习惯性地举首望天，但是，天已经被晚报、银行和数字定义过无数遍了。诗歌中的对话仅仅只在拥有分析性和历史因素的同时，加入一个在场的、作为倾听者和交谈者的他者。这既是有效的限度，也是可信的限度，而且还是诚实的限度。
祈祷者
少年时代的雅努赫在父亲的带领下，和父亲的同事，工伤事故保险公司的小职员、暗中的写作者和失败人生的拥有者及收藏者卡夫卡认识了。有一天，在卡夫卡下班回家的路上，雅努赫和卡夫卡有过一段对话：
雅：那么文学是谎言了?
卡：不。创作是浓缩，是精华。文学则是溶解，是减轻无意识的生活的享用品，是麻醉剂。
雅：诗歌呢?
卡：诗歌恰恰相反，它唤醒人们。
雅：那么诗歌倾向于宗教?
卡：我不想这样说，但它肯定倾向于祈祷。
孤独、脆弱的卡夫卡终于承认，诗歌(其实也包括一切有价值的文学创造)的姿势是祈祷式的，而不仅仅是倾听式的。在一则札记中，卡夫卡说到了祈祷的真正语言“同时是崇拜和强烈的相通”。“崇拜”是我非常不喜欢的词，但“相通”却让人惊喜。它表明，所有的诗歌写作，其目的就是为了寻求理解、爱、抚慰和同情，同时也把这一切给交出去，交给他者。诗歌中的对话的姿势应该是一个祈祷者的姿势。正是祈祷的姿势彻底和奔跑者的扑向姿势区分开来。这同时也意味着，诗歌中的对话必须要有他者出现。没有他者的对话归根到底是一种独自，一种仿真对话。
在《小于一》里，“社会寄生虫”布罗茨基写到了自己游手好闲的一件活生生事例：“我在工厂工作时，可以看到墙外的医院。当我在医院里切开、缝合尸体时，我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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