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侠情与诗情
作者：痖 弦
武侠小说一向是文坛异数，由于这种文类的通俗化与娱乐倾向，它能否被纳入中国纯文学家族的成员，至今仍有争议，但它广泛的社会影响，却不容忽视。事实上，从平江不肖生(向恺然)、赵焕亭、还珠楼主、白羽、王度庐、金庸、卧龙生到司马翎，这些开山立派的宗匠们，早已为中国现代的侠义文学奠定了发展的初基；他们的作品，不但提供了一种另类的咏史角度，也酝酿出现代历史小说内在变化的新基素。
一九九三年，台湾淡江大学曾举办“侠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王文进、林保淳、黎活仁、龚鹏程、叶洪生、陈晓林等发表论文多篇，一致肯定武侠小说的文学价值，有意识地把这个野生野长的边缘文类，提高到学术研究的层级。在那次会议中，学者们除了讨论侠的神话性与社会性、中国古代“儒侠”与”道侠”的忠义观、侠从追求到幻灭的悲剧意识之外，并且透过“后现代”的新兴文学理论，找出武侠作品对工商社会的“解构”功能，赋予武侠小说更为鲜明真切的现代意义。
在我的印象里，新诗界对武侠小说发展的反应是颇为迟钝的，诗人们对武侠小说与历史小说这些年来互动、互渗、互补的情况似乎也不怎么关心，更少人把这种新的咏史倾向，举一反三到武侠诗的创作上去。台湾和香港，一直到近年才有武侠诗的出现。
武侠诗的创作灵感，尽管来自武侠小说，但武侠诗绝不是武侠小说的影子或回声，或仅是一种简单的文类转换、翻译而已，如果是那样，武侠诗便没有发展的理由。武侠小说和新诗一样，虽然都是民国初年才崛起的年轻的文学形式，但两者的诉求是完全不同的，通俗化、娱乐性与市场条件，几乎是所有武侠小说的生存命脉。一部好的武侠小说，尽管可以在“俗”的基调上兼顾到“雅”，但是要它完全排除俗的成份达到绝对的雅，却不大可能，也没有必要，因为一旦武侠小说向纯文学看齐，它就不是武侠小说了。江湖恩怨、侠客过招、争营夺垒、拼博追杀，永远是武侠小说“难改的积习”，也是它最迷人的特色。而现代新诗中的武侠诗，就不必背这个包袱。武侠诗的表现旨趣，应该不在飞檐走壁技击剑法一类的特异功能，而要把更多的笔墨，侧重在人海寥落，知音难寻的悲戚。用小说家张爱玲的字眼来形容，便是苍凉，那成与败、生与灭都逃不过的宿命的苍凉!三杯吐然诺，五狱倒为轻，固然是侠者的干云豪气，但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之后，谁又能体会他自埋幽瘗的孤绝与痛苦?他乡生白发、归来见青山，即使有所谓的红妆翠袖陪伴，终非当年出入江湖、相互牵挽的侠侣!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现代诗人，投入武侠诗的创作实验，并将它视为一项神话复兴与再造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要回眸向中国侠义文学的传统，去神往那更古老的英雄原型。事实上，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的历史散文，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浪漫诗歌，唐末《虬髯客传》、《红线》、《聂隐娘》、《昆仑奴》等豪侠小说，元代关汉卿女性侠义的《救风尘》杂剧、明代施耐庵的《水浒传》、民间通俗演义《说唐》、《杨家将》、清代侠义小说《说岳全传》、《荡寇志)、《施公案》、《儿女英雄传》、《七侠五义》等，这些历代侠义文学典范要籍，都应该是现代武侠诗锻接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