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我对当代诗批评的态度
作者：孙文波
虽然我这是站在诗人的立场说话，人们有理由认为这也是自我辩解。不过，我是有理由辩解的：因为作为写作者，那十白是只有一点野心的写作者，也会在写作中考虑使自己的写作获得解决问题的效应。也就是说：人们不能主观地认为当代诗人没有想到解决上面说到的开阔、大气等问题。谁不想使自己的写作获得这些东西呢?没有获得，为什么没有获得?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没有达到想要达到的目的?要是我们能够在这些方面更深入地探究，或许能够得到真正有意思的答案。而我一直的看法是：作为身处具体历史场域中的诗人，历史所造成的具体限制是生成这些问题的根源。人们应该看到，当代诗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任何事物的发展，如果它想要获得能被称之为伟大的成就，肯定需要各方面成熟的条件。恰恰是在这方面，当代诗的前提是不充分的。像我这代诗人，一开始写作，并没有谁为我们提供可以称作“伟大”的参照系。一切都要自己寻找，并在寻找中分辨，需要我们给自已提供方向。可以这样说：我们写作的历程就是寻找的历程。很显然，这样的历程有走着瞧的意味，即：总是走到哪个阶段才会发现从那个阶段冒出来的问题，也才会着手解决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从我们写作至今，不同的问题会出现在不同的阶段的原因。
有人已经看到这一点。在他们的谈话中亦指出过我们这代诗人提出了非常多的诗学命题。但很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比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些诗学命题所具有的临时性，同时这些临时性的问题使得我们的写作更多的时候不是追求完美，而是在解决问题。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对问题的解决中把写作进行下去。当然，与别人一看到“临时”二字就觉得没有意义不同，我不低估这样的写作的价值。相反，我认为正是在这样的写作中，当代诗获得了可以称之为“动态”的发展。今天，不正是在我们这代诗人对问题的解决中，人们才看到了那么多的关于当代诗学的解释，这些解释无疑加深了人们对诗在今天应该是什么模样的理解。其他的不说，仅就这一点来看，它也是有益的，是当代诗的收获。人们应该看到这样的收获，而不是用历史、传统来与之做纵向的比较。没有考虑到当一切都变了时，并没有一个恒定不变的标准可以面对着不同的事物进行评价，总是用旧标准谈新事物，显然是很难获得令人满意的答案的，也就是俗语说的：在这种情况下要说到点子上根本不可能。一些关于当代诗的批评没有具备说服力，不能让诗人信服，原因就在于此。譬如说当他们批评当代诗陷入了对琐碎事物的关注，把日常生活作为写作的对象时，他们没有考虑到为什么诗人这样做，或者说他们很难懂得从中发扬出来的诗意与人的精神生活的关系。
我并非日常生活写作说的鼓吹者。但是有一点我明白，在哪怕是最琐碎的生活中所展现的，仍然有人类命运的基本境况，最有力的作者能够从中看到它与人类精神性的联系，并从中发现深沉的诗意。现成的例子有的是。遗憾的是对此的深入阅读却很少出现。不少人完全是以看了就跑的那种方式来阅读当代诗，更有甚者读都没有读就张嘴评开了。有人说这是浮躁的时代，走马灯似地登场的时尚文化早已使不少人的心性变得无法真正地静下来想问题，阅读?他们哪里还有心情潜沉下来对一首诗所有的内在意义思考一番。这里我并不是怪他们，我不满意的是：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某些人还要对诗说三道四。他们知道这些年来从事当代诗写作的诗人都怎么面对诗的问题吗?他们知道这些诗人在把诗看作只有专业性质的文化产品时，是怎么寻找体现它的内在秩序的那些可能性的吗?在这一点上，有些人有时候显得太自以为是了，完全忘了当代诗的写作者并不是一群不学无术的愚蠢家伙。在专业意义上，所谓的诗的历史感，它在文化意义上与事物存在的关系，无论是现时还是历时的，当代诗作者并非没有做过深入的考察。写作的历史感是非常简单的前提。我相信从事批评的人理解了这一点，会在谈论问题时慎重一些。考察始终是必要的。在写作者自我意识非常确定的情况下，苛刻会显得没有一点意义。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些年来，把自己的写作放置在更大的文化场域内，使之与这个场域内的其他文化进展发生关联，已是不少诗人有意识地进行的工作。以九个年代为例，在面对变化的社会现实面前，思考诗在当代生活中的位置，早已是诗人所进行的自觉工作，而且，正是在考虑到现实已呈现出商业化特征，人们在面对物质时的物质主义态度已成为趋动性的力量，不少诗人才在写作中把反映现实景况下人的精神活动放在了第一位。如果不看到这一点，也就不会理解为什么九十年代以来不少诗人的诗放弃了“高蹈”，其题材、语言变得平易化了。任何写作现象的出现从来不是没有来由的。所以，并不是当代诗人在理想主义的意义上变得没有他们的先辈那样有激情，而是他们选择了与自己所处时代相关的言说方式。绝对地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言说方式。而诗的真正伟大的艺术性，肯定是能够与自己生活的时代相关联的艺术性，而非那种把普泛的永恒、不着边际的高尚说成是绝对性的标准的艺术性。如果没有了对具体的要求，诗不能成为体现人对实在事物感知的人类精神活动产品，那么它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具体”、“相关”，不要小看这些词，对于当代诗人来说，它们是基础性的诗的支撑点，带来的是诗学观念对“实在”的认识。
这样，人们会很清楚地看到它与某些批评家所要求的诗的意义的对立。当那些批评家还在把典雅、美作为尺度，并以此要求诗，将它们用做标准来衡量的时候，当代诗实际上早已“脱范”，即早已不在他们的度量标准的范畴之内。这是符合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从根本上说，诗是以不断“脱范”来完成自己的发展和建设的，即：如果后来的诗人不能寻找到新的言说方式，不能在独立的意义上创造出不同于前人的作品，其存在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而这一点，诗歌史早已用大量事实说明了。必须明白的是：在某种特定的历史状况下，独立性会成为比完美性更为紧切的要求。虽然不能说今天刚好是要求独立性大于完美性的时代，但是可以这样说：任何完美性都只能建立在独立性的基础上。如果连独立性都没有获得，根本就谈不上完美性从何而来。为什么这么些年来变化始终成为当代诗最显明的现象?正在于对不少诗人而言，新的话语形式，新的题材的选择，已经成为与时代对话的必须条件，没有这一点的获得，对话就无从开始，更说不上达到某种程度的理解与认识这个时代了。过去人们总是爱说通过什么什么样的诗，可以看到什么什么样的时代状况，甚至看到人们认识事物的方式，从这个意义来讲，当代诗希望达到的正是这样的效果。抛开其他的不谈，仅就这一点来看，当代诗的进展也是有意义的。
这并不是否定当代诗不存在不足之处，也不是说当代诗已经出现伟大的作品，除了个别自负的诗人，大多数当代诗人从来没有这样认为，他们仍然在寻找完善自我的路径，也就是说，变化仍然是他们对自己的要求。可以不夸张地说，就对自身的要求而言，大多数当代诗人对自己的要求是更为苛刻的。如果不是这样，这些年来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问题被提出来。应该看到，不管是关于个人写作与时代的关系、日常生活与经验进入诗的意义，还是关于语言的形式、诗的风格，对于它们的讨论都表明了这一点。正是在不断对写作中问题的追寻，当代诗才发展出新诗以来最多的写作样态。今天，人们可以看到技术主义的诗，也可以看到反技术主义的诗；可以看到复杂性被当作了一种手段，也可以看到简单主义成为理由；可以看到强调诗的精神性，也可以看到对身体写作的提倡。这一切虽然有时候让人感觉混乱，好像没有了标准，人人都在推出自己的写作理念，人人都在说自己对诗的认识具有最准确的意义，不过这也恰好说明了当代诗的活力。面对着这样的局面，如果仍要说有什么疑虑，那就是作为写作者怎样在写作的过程中把自己所坚持的信念向前推进。这才是更为困难的工作。它要求真正的分辨力，要求更为全面的历史视野，同时还要求沉着。
我认为沉着是目前最为重要的。也就是说：与某些批评者看到的当代诗的问题不同，我看到的是当代诗人还不够沉着。还没有学会提出问题后彻底解决问题，或者说解决的还不够完美。这是内在的任务。它比之那些表面的要求对于写作者来说更为紧迫。因为沉着不是一种姿态，也不是一项指标，而是包含在对诗的终端认识中的理解能力。只有在保持了绝对的沉着的心态后，一些问题才会被有效的发现，也才会把最多的时间花在属于诗本体的问题的探究中。不管怎么说，诗都是综合性的存在，很多时候诗的完成并非只是它的形式的完成，也非对某种称之为“技术”的技术的把握，而是在理解我们所要写出的东西时能够走多远。面对过去的伟大诗人，认真考察他们的写作，可以发现那些被称之为伟大的作品并非只是简单地写出来的。如果没有对事物的洞见，没有真正弄清所要表达的观念处在人类思想结构图谱上的位置，就不会呈现出独特性来，让人获益的力量也不会因此出现。当然，有必要说明的是，在这里沉着并非简单地对应着浮躁。在我的想法中，沉着代表一种品质，它体现的是：不管写什么样的诗，都需要将之放在更大的背景中去考虑。一首诗的成立从来不是孤立的事情，它总是处于一种诗的结构史中，就像没有一整部诗歌史，无论是杜甫还是其他的古典诗人，都很难评说一样。
这就使话要说回去。把当代诗孤立地放在绝对的层面上考察，很难对之有公允的评价。为什么过去十年来，诗的时间感、有效性被当成重要的问题提出来了就在于不少诗人看到写作从来不是一种简单的“原在”，具体性始终贯穿在对诗的要求中。而什么是诗的时间感，什么是诗的有效性?不是别的，是它刚好提供出解决紧迫问题的方案，使诗能够面对所处的时代境况说出自己的观点，表明白已的态度，申明自已的立场。可能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当代诗与某些批评者的分歧被明确化了。当这些人的批评总是在要求诗的完善时，写作者却在考虑可能性，考虑诗能够发现什么。目标不一致，要求自然不一样。也许这已经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却是十分正常的。因此，从另一个意义讲，当代诗人并不是要拒绝批评，怎么可能拒绝呢?而是，面对当代诗的发展，什么样的批评才可能获得有益的效应，的确是需要考究的。并不是说这样不对，那样没有做好就行了。没有真正地把握住当代诗变化的脉络，当然不可能说出让人信服的话。说出让人信服的话是重要的，如果人们真正希望洞悉当代诗为什么以今天这样的面貌出现，更应该做的工作是找到促成它生成的原因，以及这些原因在何种意义上把自己放置于历史的链环结构中，进而使写作体现出历史价值，而非仅仅在语言的意义上达到“好”这样的标准。
的确，在我看来，今天并不需要“好”诗，而是需要体现了可能性的诗。落实到具体上就是把”写什么”真正地贯穿在“怎么写”之中。这是更为困难的工作，其中包含了对创造力的新要求，要求当代诗人对语言的支配力达到真正的敏锐和自由，亦要求写作不单生成具体的作品，还由此生成新的诗的秩序，即建设新的诗学，使人们看到诗的领域的改变。实际上就“重要”一词的指涉而言，这肯定是更重要的写作。因为，在这样的写作中，我们看到的是它给予了诗向未知推进的路向，使得认识诗到底能够做什么变得清晰。在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它是改变了“好”。“好”必须是处在变化中、非恒定的。当新的诗的形态出现后还用过去的标准套它，套不上是肯定的事情。在这样的时候，评价变成误读，或者从根本上说成为盲读，并不让人感到奇怪。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关键的是如果没有上面说到的那种对可能性的探求，达不到真正的变化，无论怎么写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必须明白的是，诗的存在是对未知的要求，是把隐匿在人意识深处的对事物的认识通过语言描述出来。它只能是探秘，也只能是增加人们看待事物的角度。没有这些就没有诗存在的价值。如此，诗不可能是现象，也不可能是对现象的简单描述。诗，从来都是在改变自身的形态中获得生命力的，它做的是自身外延的扩大的工作。而这一切甚至包含着它对批评的拒绝，是诗建立了“好”，而不是批评确立了这样的标准。人们应该明白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