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新诗传统与个人才能
作者：王 璞
就我个人而言，我根本无意讨论新诗是否具有传统这样的问题。历史上质疑新诗传统的声音和潮流都是有着具体的文化政治动因的，它们只是给我们提示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内部激变的重要症候。至于我们自己，似乎没有必要陷入这种“有无”之辩。同样，我也不想过多陷入新诗传统和古典传统之间的纠缠。认为新诗远不如古典传统伟大的焦虑的确总是存在，但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在臧棣的《现代性与新诗的评价》一文中已经得到了基本解决。臧棣首先指出，“中国现代诗歌的发生植根于现代性”，新诗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审美空间”，它具有自身的自主性，是和古典完全独立的。在这样一个新的空间中，近一个世纪以来，一代代人的努力和实践，给新诗带来了多种向度，共同构成了新诗的传统。而且，很有可能，对古典诗歌的体认以及古典诗歌的审美空间，是通过这个新的空间才得到确定的。
艾略特的传统观，实际上是相当现代的。正像评论者指出的那样，他的传统概念具有“创新意义”。他强调传统的共时性，把传统中的诗歌实践和伟大作品都当作是“同时的存在”，但这样一个秩序又是开放的，不断丰富的。他也强调“真正的新”，要求诗人以自己的创新溶入传统，丰富传统，从而以自己的实践来对以往的诗歌进行重新认识，使得传统获得一个新的秩序。这也就是他所谓的“新”与“旧”的相互适应，相互检测，相互发明。这样一种传统观，也就暗示了诗歌传统自身可以不断展开，容纳丰富的可能性而又具有整体的价值。我想，这样一种传统观念对于新诗来说也是有意义的。
不过，也许艾略特所提出的“历史意识”是一个更有意义的贡献。当年穆旦等深为激动的，也就是在这一点上。我想，这是因为，“历史意识”正切合了新诗的问题意识和自我想象。在谈到历史意识时，艾略特所使用的是“必须”一词；“诗人必须获得或发展对于过去的意识，也必须在他的毕生事业中继续发展这个意识。”而对这种“不可缺少”的历史意识的具体表述则是，“这个历史的意识是对永久的意识，也是对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的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性的。同时也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this histoncal sense，which is a sense of the timeless as well as of the temporal and of the timelss and of the tem- poral together，is what makes a writer tradition- a1. And it is at the same time what makes a writ- ers most conscious of his place in time，of his own contemporanelty)，“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缺少与传统的关联的写作往往是无效的，这种历史意识要求诗人对诗歌传统、对历史和语言的自觉。具体到新诗传统，这种历史意识则要更为复杂一些。
在以前所作的一篇读书报告中，我曾认为新诗的历史意识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历史意识在新诗中首先包含着对断裂的意识，或者可以说包含着自觉的断裂。这种断裂，就是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断裂。在新诗之初，胡适的表述已经相当明确，他甚至一直对自己的部分诗作有所保留，就是因为觉得自己还是带有一些古典诗歌的“残余”，他反复删减自己的诗集，也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作品像是“小脚”，在传统诗歌面前“解放不彻底”(《尝试集》四版序)。这就涉及到了中国新诗在发生学意义上的特殊性了。中国的古典诗歌成就非凡，已经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无法更新转化的系统，因此，在中国诗歌的现代性历程中，这种有意识的断裂，可以说是必要的前提——断裂是为了一个新的诗歌世界。艾略特所说的历史意识，意味着诗歌写作必须对自身的诗歌史作出回答。断裂恰恰不是历史意识的缺失，而正是中国现代诗歌的写作者们的自觉选择。断裂意味着，古典诗歌的评价标准——这和中国发达的古典诗学密切相关——不再适用。同时，这种断裂也发生在诗歌趣味和语言立场上。新诗，是现代汉语而不是古代汉语的诗歌写作，现代汉语拥有自己的新的质感，拥有自己的有待挖掘的可能性和审美特征；而最终，这种写作也生产着新的趣味和一种现代意义的审美取向，这和古代汉语的种种特征是全然有别的。而古典，只有通过重新解释，使之向现代开放，它才会成为新诗的文学资源。在古典诗歌的强大压力面前，新诗为了形成自己的“场域”，走出新路，确定自身的主体性和正当性，草创之初的那种断裂也就包含有反抗和拒斥。在胡适的诗作《乐观》中，那棵“碍着我的路”的大树构成了对古典诗歌的压迫性象征，而行路人却要“快把他斫倒了”(见《尝试集》)，甚至掘了树根。这种隐喻性的立场表达是鲜明、激进的，甚至有粗暴之嫌，但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情境，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们也应该赞赏胡适的历史眼光；在这首的最后，他表达出了他对新诗的历史构想，即，一片新的可以让大家乘凉的树林，也就是说，他希望让新诗在汉语的大地上发达起来，形成新的令人“安心”的传统。当然，在更多的时候，断裂最终意味着的是一种疏离和独立，构成了新诗的基本姿态和形象。在同样是早期新诗名家的沈尹默的诗作中，大树的意象也同样出现了，并且同样富于意味，它的高大，它的根深叶茂和荫及广大，无疑是和古典传统相通的，但诗人却表现出了新诗和新诗人的独立：“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月夜》)这样一种“并排立着”中正含有新诗的历史意识。新诗不再依靠过去的“大树”，“并排”意味着平等，也意味着“保持距离”，而“立着”更强调了自身的主体性，新诗虽然没有古典诗歌的悠长与辉煌，但它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获得了有别于古典并和古典对等的新的空间，在这里形成自身的现代传统。第二，新诗的历史意识也包括还表现为一种对诗歌现代性的自觉追寻，对现代汉语的尚未完全展开的种种可能性的自觉探索。而这种探索和追寻，也就是对新诗传统的建设。新诗选择现代汉语，就是要表达现代经验，塑造现代自我，探索中国人的现代命运。胡适等早期诗人就强调，新诗要自由地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情感和经验，表达现代感受，现代探索。当然，这种探索也包含了现代的诗歌观念，包含了对于现代诗艺的试验与追求。新诗最初所倡导的“诗体解放”，正是为了创造一种现代文体，以容纳“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胡适《谈新诗》)，而这些是以前的文学里所没有的。也就是因为胡适要求自由地表达新的见解意境，他主张“自然节奏”和“自然的音节”(胡适《谈新诗》)。基于此，他着力于自由体的实验，它的首倡使得自由体的写作成为了早期新诗的主要潮流之一。后来几代人的不同实践，从不同的向度上共同地丰富了新诗传统，使得这一传统在语言、文体、形式和诗歌观念上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当然，这其中还少不了对西方诗歌的自觉引介和学习，这也是新诗的历史意识中应有的一部分。别忘了，最早的新诗中就有一首是译诗：《关不住了》。而说到底，中国的现代性本来就导源于西方，现代汉语也已和西方语言有复杂的关联。新诗的传统不可能割断本就存在的与西方的联系，也不可能缺少这样一个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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