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在场与去蔽，此时此刻的诗与人
作者：高 尚
时至今日，汉诗(乃至世界诗歌)在众多诗人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显得更加虚弱了。但同时我又注意到：陆续结集在诗歌四周的众多事物却日益茁壮和强大起来，尤其在当代诗人的创作现场，种种迹象表明它越来越不清净：一方面，只要你没有与世隔绝，只要你还在像人一样生活，那么各色未经邀请的事物(或事项)总是会闹闹嚷嚷，不请自到，它们要么嗡声嗡气地横在上一行诗和下一行诗之间，要么就索性在上一节诗和下一节诗的空行里尖叫或喘息
另一方面，诗人对一首诗的创作也绝不是在完全封闭、隔绝的状态下完成，通常总是会有一些非诗的因素或与本诗无关的意绪造访
这些来自外部或内部的事物实实在在地凸现出来，它们始终都在言说着一首诗如何诞生的真实情境。一旦我们注意到这种状况并加以思索，那就不难发现：一首诗要像往日那样直接到达自身，或彻底封闭起来完成自己，已经明显变得体力不支、很不现实，甚至虚假和缺乏说服力；它已被众多强、炫目的事物 (包括好像也在不断翻新的日常生活)团团围住，这些事物公然活跃于诗行和诗节之间，令诗人们的工作现场混乱频添，让诗人们心虚不已，以致诗人在解决这一深刻的危机时通常总是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盲视(看不见这一处境带来的问题)、遮蔽(用所谓诗意加以遮盖)等表征，实际上就等于失去了维持现场基本秩序的能力。
三个星期前，我写下这个开头。然后好像出于惯性，又缀了一段批评诗坛不良状况的文字，我写道——
诗人们通常都信仰“一神教”，心中只住着一位诗神，这位诗神要么古老、光明、纯洁、惟一，有着值得令人缅怀的辉煌往昔，但面对现时诗歌的虚弱却一言不发；要么俗不可耐，窥尽阴私，将集体心理学中那些路人皆知的沉渣当作全新的领域拼命挖掘，以放纵一己之欲、撕毁人之为人的道德律令为能事，使诗坛充斥着一股子邪气；(是啊，无论通过何种方式与途径，说到底诗歌若不能使人更像人，或趋向于神，在积极的方面使人的内涵得到扩充和丰富，那么，它究竟意欲何为呢，是接下来的妖魔化甚至恶魔化吗，假如它已无力“载道”、“立法”，从万物中唤醒温柔、怜悯、智慧、正义和良心，或者说表达形神兼备的宇宙生命逻辑，就非得淫欲和邪恶不可，)要么就用最简单的方式复写日常生活，只信仰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只信任口头语言，对除此之外的存在基本上视而不见
诗歌“一神教”的表征多不胜数，但无论哪种，面对当下诗歌与发生在它现场的现实及周边现实之间的这一深刻危机，似平都显得回天无力、于事无补。
我本想有话好好说，但说着说着就回到了从前某时的感觉中去了。又过了一些日子，突然觉得已写下的这节文字(本来还想列举几种弊端，比如关于判断力的低下、想象力的沦丧等等)振振有辞、煞有介事，一副真理的样子，却又有点跑题，且不免说长道短，差不多已经陷入庸常是非。我对于自己这样为文早已不满。很久以来，我感到作为诗人对当下诗歌的弊端再作无数批评，可能意义不大，甚至越是批评就越等于自取其辱。最重要的还是尽可能写出自己所感到和理解到的诗歌。好吧，让我还是回到自己的问题上来吧。
该来的迟早会来，甚至事实上早已来到，只是由于我们只执迷于诗歌本身而未加充分关注罢了。我觉得纷纷涌现在诗歌现场的众多事物日益证明了这一点：诗歌的半径正在越来越小，而这正是危机的核心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我觉得需要具体到从一首诗的形成过程中说起。
有时候我觉得一部诗歌史的形成和一首诗的形成是一回事。
在迄今为止的绝大多数诗人那里，一首诗的完成基本上有赖于显现与遮蔽这两种对立的情境，也就是说，诗人一方面要在一首诗中向读者呈示某些情感或发现，有所表达；另一方面则需要对抒写和表达这一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内心现实或外部现实加以回避，使之丝毫不能进入到诗歌中来，有所拒绝。这表明一首诗实际上就是通，过一种绝对的封闭与隔绝来完成的，它要求诗人在这一过程中心无旁骛，只能凝神于一首诗本身，无论此时此刻在诗人内心或身边同时还发生了什么。我国唐代诗人贾岛所谓“两句三年得”的写作状况堪称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
这样完成的一首诗是高纯度的，也绝对是在同一个维度上展开的，因为从中我们既看不到什么其他的“杂质”，也不存在它形成过程中出现在，此时此刻的现场的或隐或现的众事物的蛛丝马迹。然而如此一来，问题也就跟着出现了：这样的一首诗，它究竟能在怎样的空间、怎样的向度中真正成立，它所表达的一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譬如当一个诗人正在抒写生命的欢乐到第三行时耳边骤然回旋起死亡的喘息，那么他该如何进行关于欢乐的第四行的抒写，当他正沉浸于古典的宁静时突然亮起了现代的尖叫，他该如何继续，或者当他正在为某种当下的情感措辞时倏忽间一个与此无关的回忆闯了进来，他又该怎么办，
在此时此刻的诗歌现场，除了一个诗人在写一首诗这一事实之外，我所列举的这类情形再显著不过了。然而在诗人们的大作里这一切都被严严实实地藏匿起来，从不显现一丝半点，它们虽然实实在在地发生了，但最终却成为永远的秘密，这在古今中外的诗人们那里几乎概莫能外。
这两段文字三、四个星期前就已经在我脑子里清晰地成型了，但不知为何我就是迟迟没有把它打在稿纸上的那股劲儿。这期间我却疯狂地在网上下中国象棋，疯狂地下棋、下棋、下棋!我并不喜欢象棋，但却像着了魔似的下个不停。我觉得这两段文字对表达我的诗歌观念特别重要，所以在内心也非常隆重地加以对待，可竟然隔了这么久才落实到这里，而且打完一看还有点疑惑；真的就这么简单，啊，不好，快凌晨四点了，管它呢，先睡觉吧，明天还得上班签到。
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形式，有着它自身的发生、发育和生长期。在诗歌的发育和形成期——如同人的婴幼期一样——诗人对此时此刻发生在诗歌现场的内部或外部的事件和现实采取遮蔽、隔离措施，可以理解为是策略性的，也是完全必要的；但今天，人类诗歌的发展在其外在形式上已经高度成熟，甚至早已臻于老化。尽管诗人通过寻找和发现新的视角，开拓新的素材领域，表达某种态度或倾向，变换语气或语调，调整虚实比例等内部因素，以期在创作上有所建树，但由于在封闭、隔离的作业中对早巳老化的外在形式毫无突破和超越，因而使得这一切都显得捉襟见肘、原地打转。或许个人的视阈是狭窄的，然而时至今日，就个人所及，我看到包括汉诗在内的绝大部分世界诗歌，其外部形式让我想到一张古怪的面孔：它在质地上已经由于早熟而严重老化，然而却被打磨得异常光溜；一张苍老的脸孔上至少应该同时还写着时间、事件、阅历和沧桑，可是在我们的诗歌这张面孔上，除了它本来的样子，这一切却始终被擦洗和清除得千干净净，甚至连一道裂纹都没留下。在这一状况下沿袭老套，让诗人继续脱离现场，在诗歌中继续遮蔽此时此刻，诗歌除了继续日益苍白还能怎样，这不由得让人想起那句著名的中国古语：“水至清则无鱼。”对诗歌的阅读在全世界都呈现出某种式微状态，关于其中的原因众说纷纭，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看到任何一种见解能够真正救诗歌于水深火热之中。在二十世纪的最十年中，一些具有先锋姿态的中国诗人、作家和评论家们曾表达了对“纯诗”、“纯文学”的批评和质疑，并有针对性地尝试“平民化”、“大众化”、“口语化”等文学实践。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最具革命性的文学实践之一。然而就诗歌而言，由于对于外部形式的盲视，现在看来，我倒觉得那更像是一首纯诗对另一首纯诗的批评，因为即使是一首平民的或口语的诗作，它同样是在封闭和隔离中完成，除了它本身之外我们同样看不到此时此刻诗人在场的任何其他证据，一切同样被清除得一丝不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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