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从“抒情的放逐”谈起
作者：姜 涛
1939年，当“整个民族置身在抗战大的兴奋当中”，年轻的诗人徐迟撰写了一篇名为《抒情的放逐》的文章，大胆提出了“抒情的放逐”的口号，他认为“这次战争的范围与程度之广大而猛烈，再三再四地逼死了我们的抒情的兴致”，“轰炸已炸死了许多人，又炸死了抒情”。此文一经发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人赞同，有人反驳，一时间沸沸扬扬，“抒情的放逐”由是成为当时一个颇为重要的说法，表明新诗的写作“范式”在四十年代的战争背景下发生的巨大转变。但是，除了调动民族战争——这一压倒一切修辞符码——作为立论依据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徐迟的论述当中还包含着一种对新诗现代性探索的体认，“抒情的放逐”这一说法本身就并非他的独创，在文章开头他已主动点明了出处：“关于近代诗的特征的说明，西台刘易士在他的《诗的希望》里所说艾略特开始放逐了抒情，我觉得这是最中肯的一句话。”随后，他一边解说“抒情的放逐”的内涵，一边不断援引艾略特、夏芝(叶芝)、奥顿等人作为例证，这表明二十世纪西方现代诗学，是其主要的知识来源。在徐迟的理解中，与“抒情”相关的是一种以大自然为中心的古典感受。而现代都市生活与科学的发展已打破了这种经验结构，“有诗以来，诗与抒情几乎是分不开的，但在时代变迁之中，人类生活已开始放逐了抒情”，因而写作一种与现代生活相适应的，“放逐了抒情”的诗歌是必然的出路，战争只不过是催生、加速了这一过程。现代性诉求与某种时代宿命纠结在一起，“抒情的放逐”于是拥有了一种不容质疑的历史合法性。
徐迟文章篇幅很短，更多的是口号式的鼓吹，没有作具体深入的展开，但的确部分显示了他敏感的文学史意识。在四十年代，三十年代常见的那种纤弱的诗风和精致的意象结构被一种精力四射，雄浑壮阔的美学追求所替代，大部分诗歌写作者都或多或少地调整了自己想象的步伐，长篇叙事诗的大量“生产”是最直接的表征(而这恰恰暗中体现了对诗歌抒情性的反动)。虽然，其总体成就并不值得称道，但诗歌的题材、资源、以及诗人的抱负都呈现出了新的特质，依照一种观点，大致可以将其概括为：“过去更多从大自然和人生悲剧中寻找诗美”，而今它“必须从历史中创造”。然而，如果稍加考察，就会发现，这种变化似乎没有真正放逐“抒情”，在某种意义上，四十年代诗歌的抒情性非但没有减弱，反而高亢了起来，一种新型的政治抒情诗就在此时诞生。这意味着，所谓“抒情的放逐”仅仅是在理论构想层面表达了一种变化意识，它并没有成为有效的历史预言。遭到“放逐”的其实是某一类型的主题、意象和体式，“抒情”本身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只是其内部结构发生了调整，其他一些修辞因素正被大面积地调动或建构起来。针对这个问题，诗人穆旦就曾在一篇评论卞之琳的《慰劳信集》的文章中，对徐迟的说法提出挑战，并对四十年代诗歌中的“抒情”作出了自己的阐释。在文中，穆旦接续了徐迟的部分观点，也承认既有的“抒情”成规与现代生活的脱离：“自五四以来的抒情成分，到《鱼目集》作者(卞之琳)的手下才真正消失了，因为我们所生活的土地本不是草长花开牧歌飘散的原野”，但他进一步作出了追问：“假如‘抒情’就等于‘牧歌情绪’加‘自然风景’，那么诗人卞之琳是早在徐迟先生提出口号以前就把抒情放逐了。”显然，穆旦不同意那种将“抒情”简化和非历史化的做法，他认为“如果放逐了抒情在当时是最忠实于生活的表现，那么现在，随了生活的丰富，我们就该有更多的东西”，即：“我们需要‘新的抒情’”。随后，穆旦热情洋溢地描述了他心目中的“新的抒情”，强调它应该是“有理性的”，不是出于歇斯底里的热情；它遵守的不是几个意象的范围，而是诗人生活所给的范围，他可以应用任何他所熟习的事物；从这些意象中，应该充足地表现出战斗的中国的蓬勃、痛苦和欢乐的激动来。
无疑，穆旦和徐迟的主要分歧集中在对“抒情”的理解上。徐文虽然喋喋不休地大谈“抒情”，但对“抒情”的具体所指却没有作多少交待，在徐迟那里，“抒情”似乎是个不言自明的东西，不用多费口舌，造作的风雅，感伤的独白，山水田园间的流连光景就是它的基本内涵，“抒情”一词显而易见是被当作一个普遍的、同质的概念来使用的，某种既定的风格设定，而非写作具体的写作现实，成为他立论的起点。然而，在穆旦看来，抒情的范围和含义要远为复杂，上述“被放逐的抒情”可能仅仅是部分的表象，或者只是一种被陈旧的文学消费败坏了的公众想象。在论述中，他没有将“抒情”当作一个静态的、封闭的概念，而是将它放在了新诗历史的具体发展中来谈论，他强调的是“抒情”本身的不确定性，它的内涵不是在先给定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被改写的。将“抒情”仅仅理解“牧歌情绪”加“自然风景”，显然是一种概念上的误用，一种特殊的题材范围被抽象、放大成了“抒情”这个全称命题，而忽略了不同时代对它的不同限定，这正是“抒情的放逐”立论前提的可疑之处。“新的抒情”的提出，则将“抒情”当做了一种开放的，能够容纳多种因素，甚至具有某种实验色彩的可能性。
然而，在上述差异之外，细加分析就会发现，他们二人的观点存在着许多一致性，微妙的分歧与共识使得“抒情”的身份更为耐人寻味。首先，穆旦和徐迟一样，都是在一种简化的主题学的意义上来谈论抒情的，他们关注的不是“抒情”的文本构成，而是取材范围、情感特征等外部问题，“抒情”其实被偷换成了“抒情对象”。而事实上，作为一种写作成规，“抒情”的问题相当复杂，并不等同于语焉不详的“情感表达”，在另外的阐释中，它或许是一种靠既定的技巧成规得以呈现的风格效果，拥有一个颇为庞大的语式体系，与文学传统的专横与读者的阅读期待相关。这些因素显然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抒情”在很大程度上被符号化了，与其说是一种个人的写作现实，毋宁说成了一种具有号召力的公共立场。再有，他们都认为“抒情”的合法、非法的身份来自对某种“时代性”的判断，即：在一个特定时代存在一种特定的感受力，一种特定的情感构成，正因为诗歌是表达这些情感的载体，所以在时代与诗歌的风格、体式间便存在着某种决定性的对应关系，“抒情”与否，或如何“抒情”，其标准不是来自文学自身的记忆，而是由当下的历史现场来提供，即：时代的变化与诗潮的起落应当遵循一种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