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文艺创作与文艺工作
作者：痖 弦
以非理性的艺术家来说，我们就很难用常情常理来衡量。譬如有些文人，除了写作，其他的事情如社会责任、家庭生活都与他无关；反倒是社会必须对他另眼看待，给他最大的容忍。还有些文人的行径，则教人不敢恭维，美国小说家福克纳就是个例子。传说福克纳家里挂着个大电灯泡，一收到信就先映在灯泡下看看是什么，如果是支票，无论谁寄来的，都拿去用；否则连拆也不拆就丢了，文艺青年热情的来信自然就更不理会；而初学者向他求教，绝对拒之于千里之外，飨他闭门羹。
本来，作家为了保持心灵的宁静与孤独感，保卫他的时间不受侵害，或是为了感觉人生的本然，而不受各种社会规范的制约，原是无可厚非；但是到达前述的无理程度，也近乎荒谬。这类型艺术家，如果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来回馈社会，我们赞美感动之余，对他的奇形怪状自然另有谅解与诠释。然而，从事创作的人何其多，能有几人是震撼人心的伟大艺术家？
相反的，是一些理性的艺术家，不但创造独特的艺术，也牺牲奉献、善尽社会责任：或是舍弃宝贵的创作时间来从事教育工作、培养新人；或是献身文学艺术运动、播种垦殖。五四以来，第一位典型人物是胡适，近三十年来则有俞大纲。当年俞先生的办公室，每天座无虚席，全是来访的年轻人，俞先生和他们谈诗论文，从不厌倦，遇到特别值得栽培的，更是提拔呵护，尽心尽力，新一代如史惟亮、楚戈、林怀民、郭小庄都是从他的门下成长的。
对于这两种艺术家，我比较心仪后者。当然，从纯粹文学艺术的立场来看，作品才是惟一的标准，但就整体的意义来观察，我更欣赏后者。以诗人为例，我就觉得应该先做好“人”，才能做好“诗人”，因为诗是人格的呈现，是人类良心的代言人，也是人类灵魂最崇高的象征。特别是中国，自古以来对诗人的要求，就是人格与风格的统一；如果人格与风格分裂、甚至背道而驰，总是美中不足。因此，对第一种艺术家，只要亲近作品就可以了；至于第二种艺术家，除了欣赏作品，更重要的是亲炙他的人，从言谈、风采中体会更多的精神美质。所谓如沐春风，只有面对本人才可能产生这种境界；而当人的魅力与作品的魅力交相融汇、印证时，那真是读者作者之间最美妙的经验了。
我的朋友张默，自然不是胡适或俞大纲，我也并不想拿历史名人来为好友建立文学服务的理论；但是，每当我想到张默，就禁不住产生上述的联想。的确，在张默的写作历程中，他不仅是优秀的创作者，也是诗运的推动者、诗刊的创办人、文学刊物的编辑人和文艺教育家。
1954年，我有幸和张默及洛夫创办《创世纪》同仁诗刊，迄今已五十年，半世纪的惨淡经营，我们的诗刊已成为文学界的奇迹，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多少官办、民营的刊物倒下去了，只有这支没有薪饷的部队，屹立不摇。白先勇称赞《创世纪》是有九条命的长命猫，永远不会死，这句话不是虚誉。《创世纪》为什么能支持这么久？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张默。
《创世纪》同仁给张默取个外号叫“诗坛的火车头”，的确，他是浑身带电的人物，创作之外，他也是个热心的文艺工作者，办诗社、拟宣言、发通知、找会场、办伙食，样样都来；扫地、抹桌子是他的事，当主席、坐上席让给别人。文艺运动虽然不等于创作，但却可以刺激创作；在台湾，一向没有文艺行政人才，只好作者自己来，为了这些琐事，不知道占去张默多少写作的时间。五十年如一日，他的全部精神投注在《创世纪》诗刊的编辑工作上，他写信、打电话之勤，是朋辈中少有的，而许多年轻人就在他的鼓励、培养下，成长为今天文坛上的重要作家
因此，我觉得张默的重要，除了诗的创作外，还有他为诗坛所做的工作；创作与工作就像车的双轮、鸟的双翼，是张默文学世界的两大范畴。在目前这个工商业社会里，人人都要保卫自己有限的一点时间。人与人之间都竖着铁丝网，像张默这样的热心人，在我们的诗坛上实在不多。从编辑专业的立场来看，张默写的诗，当然是他诗的事业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五十多年来的那一架子的《创世纪》，说它们是张默的另一种作品，谁曰不宜？《创世纪》影响了诗坛和文坛的这段历史，说它是张默的奋斗史的一部分，谁曰不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