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物质时代的诗歌形象

作者:梁小斌 张岩松 盛 敏 方文竹




  一、物质时代的诗歌如何出场
  
  梁小斌:说到物质时代,首先就要说到物质生产。说到物质生产,作为诗人的我们马上就会想到诗歌生产。但是诗歌不是生产出来的,过去有一种新诗文化,它的基本母题就是解放。它的解放所呈现的方式就是砸断锁链。新诗文化精神,一切都与砸断锁链紧密相连。显然,跟生产物质财富没有多大联系。新诗文化从它的开端到它发现了物质生产,都是猛然发现的,就像我们过去贫困,我们从没有见过蛋糕,但是我们猛然见到,新诗文化对于这块蛋糕的态度是令人感到惊奇的。首先它必须一脚把它踏碎,然后还想占有它,这就是一个无法综合的矛盾。这决定了新诗的文化特征,它必须踏烂一切,这就是它的宿命。除此之外,新诗文化也在进行创造性劳动的说法,只是修辞学上的意义,这个新诗文化是从“五·四”发端的。
  盛 敏:另一方面,物质时代首先是生产成为消费的时代。因为消费已经主导着当代生活所有的日常景象。信息的来源,资料的获取都是物质随时赐予的。物已经包围了人们的所有日常行为,包括诗歌艺术。
  张岩松:诗歌的形象首先来源于生活最为真切的部分。诗歌从臆造的世界走出来,让美成为一个空壳。人和物成为一个对手。人是呈现自己已经被物钝化的一种形象。物天然的不知道人要表达它,物自身的生存方式构成了当代诗歌的先锋形象。
  方文竹:从文化理论的角度看,物质时代的诗歌作为一个不可化合的他者,其自身就是—道自成一体的巨型语码。它与物质这个时代巨神的对称与对抗的关系,决定着自身的生存境遇与选择策略:独特的言说方式。这种物态化的诗歌消除了文化隐喻,但它本身却是隐喻:以丰盈的感性来复制一个世界。但这里的“复制”仍然含有一个隐身或“隐权力话语”,即精神,物质以外的他者不可能是连带责任上物质的重复。但在这样一个时代为什么还有多少“精神”可提及呢?正如自由主义者别尔嘉耶夫宣称:“精神先于存在。”精神是一个幽灵,你说她有她就有。
  
  二、对抗与对称:物质时代的诗歌如何安身立命
  
  盛 敏:为什么当代诗坛到处呈现虚假的美丽、平庸的素材和一些假哲理的自恋?因为,当代生活方式的变革,没有被大部分所谓的诗人所捕捉。我们对碎片式的现代场景和形象解构力度不够,或者干脆没有解构,为此,繁殖了大量的伪抒情的诗歌。
  张岩松:我一直认为,诗歌的出现是被一种力量“劫掠”的结果。抒情诗人是被情感“劫掠”的。内心蕴含的丰富的情感方式是因为内心的情感渴望引发的。世界上能够触动他的渴望的这些形象,造就了诗人的诗歌机遇。在当代,物品劫持了人。物化世界的非感情情境,使诗人的营造变成了编撰。诗的第一人称丧失。他者世界的挤入使当代诗歌变成非人的表演。
  方文竹:物质时代使得诗歌安身立命的传统的“诗意”突然变得尴尬起来。“诗意”这个词在当今的诗歌中已经发生了奇妙的变化,物化与诗意之间一直保持着紧张的关系。这又引起了另一个问题:诗意又是诗的什么。这关系到诗的观念的问题(其实我们所面对的正是一个诗歌观念大变革的时代)。多年来有一种趋向:诗意不是诗的什么。那么诗歌还剩下了什么呢?
  盛 敏:新的形象的产生,首先是呈破碎状态。物品造就了大量的精品和废品。诗人要在废弃的物品之中找回诗人发现和挖掘的闪光的东西。或许这就是诗意的变异。当代诗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对主体的关注变为虚假的关注,主体被客体所奴役。我们不再有表达意义与阅读意义习惯了的惯例。
  张岩松:世界的单调性开始出现。在文本上,语言也是呈现世界单调性的一种折射,主观的表面对单调物质世界变成了一种捏造。诗歌意识到这些,转而进入当代的物本身。让物的表演成为当代诗的美之舞蹈。
  方文竹:你所说的“主观”很重要。诗歌“进入”物本身,就隐含了一个主体。关键是,这里的主体本身是否被物化。只有当人作为人的时候,或说只有诗人作为诗人的时候,将物作为“意识的直接材料”(柏格森),才能实现“让物的表演成为当代诗的美之舞蹈”。
  盛 敏:问题是,物品是一种暴政。物品暴政笼罩着所有当代人的生活。当代人的软弱是占有和非占有物的软弱。先锋诗人置入到了这种锥心刺痛的奴役之中。
  方文竹:其实也不尽然。“物”大量进入于坚、韩东、张岩松、余怒等先锋诗人的文本,成为一种言说方式:物物化。世界世界化。“物化”“世界化”是一种视角。或说是现象学的还原,将世界逼回受到“命名”之前的状态。当然,与于坚、韩东相比,张岩松、余怒的诗歌在展现视觉元素本身即世界的结构时有着其它的解释学视角。
  张岩松:但人死了也不是物.。汹涌的物流,人和物对话、调侃、游戏,人被物讥讽着。诗的形象充满物的麻木的幽默感。
  盛 敏:先锋诗人们成为精神的流浪者。他不可能在一种或几种形象面前停步。碎片和拼贴主宰了我们的精神世界和我们居住的空间。
  梁小斌:诗歌显然是要与物质相对抗的。我们常说精神的基础是物质。这句话听起来像太阳升起,已经不会遭受任何疑义,这个毫无意义的观点实际就是我们头脑里逻辑上的惰性,诗歌精神受一种语言逻辑和语法的遮蔽。比如说,人不吃饭到底能否活下去。我说人不吃饭是可以活下去的。这句话听起来完全不能令人信服。但是诗歌就是建立在完全不能令人信服的基础上。诗人通过他自己的强有力的表述,通过他的作品,至少让人们三分钟之内是令人信服的。这就是诗人对抗物质的方式,因此可以说当代诗歌必须与“共识”相对抗。那么这种完全可能就是“臆语”。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发现这种臆语,我们要欢呼这种“臆语”的出现。
  张岩松:完整的世界正丧失它的权威性。诗歌世界的无方向感,情感的飘浮感,在所有的物身上跃动着。诗人追踪它们,把它们放进一首诗中。关于拼贴,物品世界的虚弱性,使诗歌的内涵显得匮乏。诗人需要挪动这个世界的碎片形象,拼凑成诗。物化世界的诗歌和人是平等的。传统诗歌霸占了人的情感,使人只有崇拜的份。
  张岩松:人在这个时代扮演着和物质对话的神,却被物质指挥、奴役。诗歌艺术主要反映着人的生存的状态,离开物质的诗歌我们可以追溯它的渊源,以人为本使人类摆脱生产的状态,使人成为这个世界和情感的主人,工业文明把人从一种本身的情感状态和艺术状态拉回到机器面前,人成为生产工具中的主要连结,人的异化在于人成为机器的一种,即所谓活的机器,机器在发展,高度发达的机器使人的劳动变得异常笨拙,机器不会写诗歌,真诚的人会写出一些在机器面前笨拙的诗,工业文明是人古老情感的坟墓。我们一直歌唱着家园、爱情,在当代,家园是在机器旁边短暂的休憩之地,爱情也在自动化流水线上被制造,当代的统一标准的爱情要求是当代爱情的内涵,也就是说,是机器的标准化零件。物的异化力量拆散了人丰满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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