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诗与报纸副刊

作者：痖　弦

　　在中国报业发展史上，副刊与诗的关系向密切。从晚清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诗就占有副刊一席之地。一方面是我国的文学传统本来就是诗的传统(其实，所有文学的极致又何尝不是诗)，从诗经以降，历经各朝各代，虽有兴衰更迭，却一脉传承，以不同的形式袭下诗的香火；一方面也是报纸这样特殊的大众文学传播工具，使诗这种简短、容易上口而涵意深远的文学体裁更适合在副刊上发展。当然，也还有其他如调节副刊版面节奏等等理由，但牵涉到的是编辑美学，略而不论。总之，可以说文学传统与诗的型式——专就其篇幅短小而言——使副刊与诗一直保持关系。副刊无论从早期的吟风弄月或是晚近以文化性为鹄的设计，都有诗作刊登。诗与副刊的关系诚然若此，而在副刊伊始至今，诗与之依附的互动却是逐渐发展得来的，其间迭有波折，或即或离；但从副刊的发展史里，仍然可以看出新诗从旧诗词中蜕变发展而有今日多变繁复的风貌之痕迹。
　　早期，如《同文沪报》的副刊《同文消闲录》与稍后的《申报》副刊《自由谈》，均刊载大量的旧诗词，不外是骚人墨客酬酢唱和、附庸风雅之作。当时名士文人，均以姓名得上报尾为荣，创作形式除旧诗词外，竹枝词也曾风行一时，内容则空洞浮泛，无甚新意，是消闲而颓废的，并未产生有价值的作品。光绪宣统年间，副刊逐渐从竹枝词转而倾向艺术讽刺画(当时称为画报)，诗词内容因时势所趋较具社会性，多半是鼓吹立宪与革命，如《新民丛报》、《民报》等报副刊均登载这类作品；这些诗情绪昂扬、音韵铿锵，一扫“同文”时代的颓靡之风。早年叶楚伧所编的《革命诗文选》中部分作品即系选录自此一时期的副刊。
　　民国肇建，副刊篇幅渐趋独立，所登诗作，无论实质、形式均仍停留在无病呻吟的打油诗词里，或流于酸腐无聊，或流于尖刻谩骂。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副刊逐渐达到成熟期，白话文学的轻骑兵“新诗”也成为副刊上的要角，为读者所喜闻乐见。当时所谓的三大副刊：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张东荪、宗白华主编)、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邵力子主编)、北平《晨报》的《晨报副镌》(孙伏园主编)，是为新文学运动的号角与司令台。民国个四年十月一日，诗人徐志摩继孙伏园之后主持晨报副刊的笔政。据说孙伏园离开晨报是为了刊登鲁迅的一首诗《我的失恋》与社方闹得不愉快，才拂袖而去；所幸徐志摩主持晨报副刊，以其诗人之长，带动了蓬勃诗潮，为我国新诗奠定了厚实的根基，至此，诗理所当然地成为副刊登载的主要项目，并逐渐形成一种传统。
　　抗战军兴，救亡图存的呼声响遍了大江南北，我国报业的重心也由京沪两地移往陪都重庆与西南，副刊的诗风，亦由个人情愫的新月体扩而为抗敌的召唤。当时以诗或诗论见长的几家报纸，如《大公报》的《战线》(陈纪滢主编，后改称《文艺》，由杨刚主编)、《新蜀报》的《蜀道》(姚蓬子主编)、《国民日报》的《文群》(靳以主编)、《桂林力报》的《新垦地》(聂绀弩主编)、《广西日报》的《离》(艾青主编)等，几乎无日无诗，甚至有长篇叙事诗连载的盛况，如孙毓棠的《宝马》就是在副刊上连载而造成轰动的长诗。
　　在台湾，略去光复前以日文为主的报纸副刊不谈，一九四九年之后，各报似乎并没有完全继承早年副刊重视诗歌的传统；诗从早期副刊上的要角退居为补白点缀的配角，甚至有些报纸以看不懂为理由公开表示不登新诗，也有少数副刊编者，为了聊备一格，偶然选登一些诗作，只可惜鉴赏能力不强，刊登的诗劣作充斥、鱼目混珠，为识者所哂。诗人在乐园的放逐之下，只好退处同仁诗刊，为延续诗的命脉而另辟疆土、灌溉耕耘，这也是同仁诗刊在台湾盛极一时的原因之一。
　　七十年代以后，由于篇幅的开放、专家的参与，以及对新人的奖掖，台北几家大报的副刊成为新诗的重要发表园地，带动了整个台湾诗坛的创作风气，一改既往副刊不登诗或只发表少数诗作的不良印象；也把诗人从同仁杂志里请出来，走向阳光灿烂的发表广场。至此，诗在副刊已不再是“少数民族”，不再是萎缩于冷落角隅聊备一格的陪客，而是登堂入室高坐首位的上宾。透过报纸强势的传播，扩大了现代诗的社会影响层面。